作者：刘衍文（1920-2021），浙江省龙游县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寄庐志疑”专栏刊发于《东方早报》副刊《上海书评》，“我在现实中碰到过好些不易解答的事，早就想在专业著述告一段落后志其所疑”，“如今我所陈述的，多数不能用现代知识解释，少数能解释，但未必得其正解，均有待于之后高明者解之”。
人是不是一定会死，这在逻辑上是推不出的。张三会死，李四会死，王二会死，周围的人会死，但推不出所有的人也一定会死。因为你无法穷举，作出完全的归纳。所以当绝大多数人都相信“人固有一死”的时候，偏偏有人相信有人可以例外，这些例外之人就是神仙。比如秦皇、汉武就曾派人到海外去寻找仙人不死之药，而道教炼丹者则认为药不假外求，炼取金丹就足以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
我这里要讲三位现代炼丹者的故事，三位失败者的故事。这三位我均未谋面，但和他们的家属、弟子或友人却有所接触，得以了解他们的一些情况。 第一位是现代著名的道教学者陈撄宁（1880-1969）。陈道号圆顿子，祖籍安徽怀宁，世居安庆。清末曾考取秀才，曾从其叔祖研习中医，从其兄学过数理化。洞晓儒、释、道的重要经典，曾游历过多座名山，创立了“仙学”（或称“仙教”），大致活动地点在上海。
所谓“仙学”，就是将历代求仙、修仙的实践加以传承、扬弃，从修炼中去加以探索。为了保持“仙学”的纯正性，须彻底排除道经中混杂的儒、释思想成分。道家《庄子》“齐生死”之说也要加以批判，因为有悖于“长生”的宗旨，这与王羲之信奉五斗米道，所以《兰亭序》说“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两者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至于道教中符箓派的规矩，亦自在废弃之列，因为与“不死”无关。
陈大师认为古籍中记载炼丹成仙之事未必尽虚，各种口诀确有可凭，认为外丹与内丹同样可取。他曾联合六人进行外丹烧炼实验。足足炼了十年，初为齐卢之战破坏，后因“一·二八事变”而不得不终止。
据说，外丹分“天元大丹”与“地元大丹”两种。“地元大丹”又分两种：一种是“黄白术”，即炼金银，不能服食；另一种称“地元丹药”，只是“丹头”而已，也不能服用，须待炼成“天元大丹”方可服而成仙。由于战争，陈只炼到“丹头”阶段，没奈何只能转而研究“内丹”。
大师指出，炼外丹，炉鼎中所烧铅、汞皆为实物，而炼内丹，所言铅、汞只是借作比喻。精、气、神，在内丹是正式名词，在外丹中却也是借用。又铅、汞二物，有真、凡之分，初烧出来的称凡，经多次烧炼乃可成真。
这说可为苏东坡《寄吴徳仁兼简陈季常》诗之“十年家火烧凡铅”添上一注。内丹之所谓“外药”，仅指体外之气息、感受，以别于体中自有之“内药”，与真铅、真汞无涉。
“仙学”与一般道教不同的是修炼分五等之说：一是无疾而终；二是预知死期；三是坐脱立亡；四是出神超脱，或称阳神冲举，如全真道之王重阳祖师和七真皆是；五是白日飞升，精神与肉体不分而合一共举。这才是仙学的最高理想。按《钟吕传道集》分仙为五等，大师或受此影响，而分类和名目又有所不同。
大师生前可谓既有道缘，亦有情缘。其妻吴彝珠女士，才貌双全，自美留学归国，与大师相遇，一言而契，志同道合，本欲只以道侣相称，为虑人言可畏，遂宣布结婚，于是从“孤修”（亦称“静修”）而转为“双修”，时人皆称之为“樊刘仙侣”。大师《孙不二女丹诗注》自是为其妻而作，以有切身体会，自较他注为精，为女冠修炼者所必读。
不意“道力难将魔力销”，在大师六十五岁时，道侣吴女士终因患乳腺癌不治，“无可奈何花落去”了。大师本人则在1969年“文革”期间，在抑郁中患肺癌去世。生前虽名满天下，曾被选为中国道教协会会长，而却厄于阳九，内、外丹皆炼而未就。然而他有后必胜今的坚定信念，寄望后人能继起超越，最终完成此一功德。
大师的贡献，除《孙不二女丹诗注》外，最令人注目的，还是《道藏目录提要及索引》，其他如《黄庭经讲义》等，亦多有可取，足以传史。
我与大师无缘相识，但与大师的追随者张竹铭医生却有过半日畅谈。竹铭先生经营翼化堂善书局，《扬善半月刊》、《仙道月报》都是他出资所办，对弘扬道教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后来举家移居美国，入了美籍。1981年来沪处置未了事宜，曾约潘雨廷先生和我一起聚谈，对我们讲了一些大师的情况。
我那时对道教的某些文献究系南派还是北派不甚了了，特别是掺杂儒释之说而又影响广泛的如《性命圭旨》之类，张先生告诉我，这书基本是属于北派的。可惜我与他相见太早，那时还未听到陈思卓先生谈他叔父之师“白日飞升”之事，也未听到不练功者也会体有金丹的例子，不然就可征询张先生的看法了。
如果说陈撄宁大师是“仙道”修炼的“原教旨主义者”，那么，蒋维乔先生则是融化各派合而为一的“创造性发展”者了。
蒋维乔（1873-1958），字竹庄，别号因是子，江苏武进人。少习八股，中过秀才，此段经历，亦与陈大师相同，后弃而重西学，讲变法；在教育界又颇获声誉。因自幼身体不好，尝患肺病咳血，而习静颇有所得，写成《因是子静坐法》、《废止朝食论》，风靡一时，毛泽东年轻时亦尝注意及之。这些基本上还是属于道家北宗的修炼之法。
后又著《因是子静坐法续编》，转而改习佛教天台宗“止观法”和六妙法门，这已由道入佛了。但尚觉不够，于1933年从西藏宁玛（红教）诺那上师学大圆满法；1937年六十五岁时，又由圣露上师传法，在南京毗卢寺开顶，持亥母金刚咒。1947年七十五岁时再从贡噶上师习禅密宗之定功大手印、多宝阁妙藏法。对友好及弟子都说自己能出阴神、阳神，可以长生不死。
出阴神、阳神，原是道家的说法，出阴神指灵魂出窍活动无形，不能为人所知；出阳神指灵魂出窍活动有形，能被人看到。此说为佛教所无。白教贡噶大师的“禅密双修”，其禅渗入道法，已融合了道教的丹鼎派，因此也要讲究出神、炼丹。竹庄是接受了其教义的。上文提到高倩苹曾对徐棣华说，晚上常来看他们，也指的是出阴神、阳神。棣华不信高有此本事。当时我对藏传佛教所知甚少，听后也觉荒唐无稽。现在知道，出阴神、阳神并不稀奇，但能此者还是难免一死。
1957年，竹庄之子蒋海澄被打成右派，竹庄想不通，受此刺激，遂于次年一病不起。无独有偶，雨廷先生的老师杨践形（圣一）先生也是因儿子被打成右派，郁郁不乐，生癌而死的。幼庚说，竹庄一死，其孙继而出生，手腕亦有一颗黑痣，与乃祖生在同一位置。幼庚叹道：“修炼而恋家，去不了西方，祖父却变成了孙子，作孽呀，作孽呀！”
我与竹庄先生缘悭一面，但与其嫡传弟子沈北宗先生、其子海澄的同学应锦春女士有过一些交往，略知竹庄之学的传承之况。
北宗是上海《易》学研究会会长，又和杨友仁先生（金松岑先生高弟）共同主持“之江大学与光华大学同学会”所办的一所社会学院，来就读的人不少。我是进了文史馆后才和北宗认识的，曾应两位主持人之命到学院去讲过两次课。我尝向北宗问起竹庄先生的转世传闻，他笑而不答。
有一次，同馆富寿荪先生约北宗和我一道到他令弟铁耕先生府上去作客，寿荪诗学甚深，诗也写得不错。他说他老弟也能作诗写字，还得到一位高僧秘传，兼擅相术。我们一同上路。路上我问北宗：“你跟竹庄先生练功，有秘传吗？”北宗说：“我是知而不练的，这一点与潘雨廷先生相同。”我问其故，北宗说：“我和妻子早就分手了。”我说：“不是可以‘孤修’吗？”北宗说：“我还想结婚呢。和什么人结婚不好对你说，其实你是认识她的。”
我想来想去，只想到他的一位大学女同学，曾做过我学生，现在又成为同事的人，她丈夫早已去世。我想一定是她了。就问他是不是某某，不料他竟勃然大怒，说：“你怎么这样看我！这样的人亏你说得出口，我是非才貌双全的人不娶的！”到了铁耕家，请他相面，北宗一开口就问起婚姻来了。铁耕说：“你加把劲吧！”寿荪私下告诉我，北宗心仪的是某一位女馆老（文史馆馆员互称“馆老”）。
我想起来了，这位女馆老曾有一次来找我，问一个典故的出处，怪不得北宗以为她与我相熟，其实我连她尊姓大名都忘了呢，由此也可见北宗对她的一举一动是如何时刻在心了。其实，这位女馆老对他毫无感觉，一切完全是北宗在自作多情，再加油添劲也毫无用处。不久，这位身强力壮、体格魁梧的沈馆老就突然去世了。是知而不练之故欤？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因失恋而郁郁寡欢致死欤？不得而知矣。
锦香女士是应成一教授的长女，与竹庄先生的儿子蒋海澄是大学同班同学。她在外地工作，回沪探亲时遇到蒋海澄，蒋对她说：被打成右派后，受不了没完没了的批斗，曾自杀过三次，都是一个虔信基督教的女士为他祈祷，才被抢救过来的，所以他现在也成了基督徒，并劝锦香也入教。我又问她：“你知道他父亲的转世传说吗？”她说：“没有，蒋海澄未说起。”当然，基督徒是不信转世之说的。
徒弟既不修其术，儿子又改宗他教，竹庄先生之学的传承也就从此中断了。但其人虽亡，遗著犹在，所著《中国佛教史》还是颇有参考价值的，因为他毕竟是深入佛教内部之人，各宗各派，身体力行，不像今之一二名流，连佛教的起码知识都还不具备，就要高谈佛学，大言不惭地说要撰写什么面目全新的佛教史之类，谁要看他们的书呀！
最后要谈的一位是我在《易学大师潘雨廷先生及其师友》一文中提到的“顾大和尚”（见拙著《寄庐杂笔》413-414页）。这篇文字有一些谬误，还被人删去了一节，在此可以作一些更正和补充。
顾大和尚名为“和尚”，实际上并没有出家，冠以此称，完全是因其道行之高。须知“大和尚”是佛门对高僧的最高称谓，其位当在上师之上。顾生前也是上海市文史馆馆员，《馆员名录》是这样介绍他的：
顾伯叙（1889-1972），江苏淮安人，1956年2月入馆。曾在湖南办矿，从事佛学研究，创办《威音佛刊》。又受唐生智邀办耀祥中学、耀祥农场，任董事长。
从这个简单的介绍看不出什么名堂，还是录一段《杂笔》中的拙文吧：
除此之外，潘先生还拜过一个藏传佛教的名人，最初我听张大文君的友人顾家干先生提起过他，顾问我：“我的叔父人称顾大和尚，过去达官贵人都去朝拜他的，你听说过没有？”我说我一向孤陋寡闻，社会上的事从不过问的。一次，偶和潘先生谈起，潘说此人就是顾伯序先生，江苏淮安人，后于1956年入上海文史研究馆。潘先生说，他是红教的，学问很好，商务印书馆出过他的书，现在还有门人在整理他的集子。
我又看到《李宗仁回忆录》中写到他，知道军阀唐生智对他最为看重，其弟唐生明亦尊他为师，跟他学相术或者其他的道术。据说他们都相信顾大和尚的预言：蒋介石就要大祸临头了。为打探究竟，特让唐生明去晋谒请示，实为观其气色，也认为蒋的确不行了。于是唐生智、陈济棠、李宗仁等联合通电反蒋，结果一败涂地。
但李宗仁写到这些事情时，并没有标出顾大和尚之名。也许唐生智以他为机密顾问，不欲让人与之接触吧。李宗仁还写到蒋就任北伐军总司令，阅兵时戎装跨马，方行至唐生智的第八路军前，马突然惊逸，把蒋掀翻在地，被拖出很长一段路。唐因见蒋氏在他的军队面前落的马，所以更激起其野心。又当时这些军阀都迷信扶乩，乩书“机不可失”四字，于是发难决心更大。不意蒋买通陈济棠的空军，致使飞机全部驾逃归顺老蒋，这时才恍然大悟乩语之机巧。我笑说，蒋介石的确败在了八路军手下，但此八路非彼八路，却是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也。
这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类例，正史和野史上的记载是很多的。《论语·子张》云：“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这话委实说得最好也没有了，唐生智就是致远而泥，所以闹了大笑话。后来听说顾大和尚原有三个妻子，“文革”中被斗得七死不活，可见虽有神通，可也逃不过这一大劫。多妻，就红教和东密来说，却是允许和合法的。潘先生认为自己得到顾大和尚的指点，可是我想，密教原是“一法不传六耳”的，两人间实际上也好像并未有过什么密授。若说顾于佛教潜研甚深，那是另一回事了。
大约在十多年前，商君友敬向我说起，他在老年大学有一个学生是顾大和尚的爱女，想介绍她来见我。然而因循未果，商君不久竟不幸弃世。本以为无缘见面，谁知时隔数年，华东师大沈惠乐教授竟约了顾的女儿到敝舍来见访了。原来沈教授退休后在老年大学上课，学员顾龙珠女士对她很是亲密，一问知是顾家小姐，沈早就听我说起她，于是就有了这次会面。
交谈中，我翻开《寄庐杂笔》，对顾女士说：“你堂兄大名顾家淦的‘淦’字印作‘干’，此误出自手民；但令尊的名讳顾伯叙之‘叙’写作‘序’，是我搞错了。”接下来我向她请教：“令尊预测蒋介石即将大难临头，又教过唐生明相术，唐特地去窥测蒋的气色，这些事是否属实？”她点点头。我说，“我的文字被删去了一段，大致是说，预言和观察气色并不能说完全不准，因为到第二年就发生了西安事变，蒋命悬一线，虽未死。腰腿也已受伤，终身未能治好。故虽有误差，亦殊属不易。”我问她对此有何看法，她也只是笑笑而已。
我问她：“潘先生说令尊是学红教的，师父是谁？”她说：“潘雨廷虽来磕过头，也不时来请教，可是他搞错了。家父是噶举派，俗称白教的，是贡噶大上师的嫡传。”贡噶的确是白教，然而我后来又听说贡噶曾受诺那嘱托，要他继承红教弘法事业，所以是白教而兼红教，潘先生亦未大误。不过也许贡噶传给顾大和尚的只是白教吧？顾女士又说：“吴中先生曾把贡噶大上师请到家里供奉了好几年，想来所得亦多。”
吴中先生也是我的旧相识，同在雨廷先生家里听《易》的，我在《寄庐杂笔》里谈到过他。他对藏传佛教很有研究，且能子平、知大六壬，也会打太极拳。谈起佛教来，总是说各派不论大、小乘，都不全面，只有藏传佛教最为完整云云。人们向他提起佛教方面的一些流行说法，他大都用一两句话就把它们一概否定了。我曾请他给我们讲一点藏传佛教的知识，他总说待有机会再说。
我本来以为其所治也不过文人佛学而已，听了龙珠女士的话，才知道吴先生学有师承，还是雨廷先生的师叔呢！但雨廷先生却似全不知晓这一渊源。吴先生曾惠临舍下两次。有一次说，某电视台为他录“倒挂宝瓶”，本欲播放，因故搁浅。所谓“倒挂宝瓶”者，乃趺坐而上腾，以头向下，足朝天，约数分钟后复原，七十老翁而能此，亦可谓难能矣。
有一位田景雯女士，常去吴先生家听课，和我也是相识的，陆续告诉我他的一些情况：吴听说拙书中提到他的大名，特地托田代购了一册。吴患了肺癌，动了手术，平安无事，倒是他夫人先其而去了。夫人死后，吴与其女弟子结婚。吴前几年去世，立下遗嘱，所有财产归其继妻所有，子女无分。遗嘱又言死后其尸当在家停放三天再送火化，据说火葬场的人见其尸体柔软而能任人伸屈，颇以为异。死后其续弦夫人犹为人宣讲佛学。我向顾女士说起这些事，不料她早就知道了。
我问顾女士：“我在文中说令尊有三位夫人，没说错吧？”她说：“不错，我是二房所生。”我又问她：“你练功吗？”她说：“一直都在练。从来没有中止过。”我见她面容娟秀，不知其为何终生不嫁，就问：“你在年轻时有桃花运，不乏追求之人吧？”她略一沉吟，说：“唐生智的儿子很喜欢我。”我说：“年龄相差太大吧？”她说：“是小儿子。”顾女士说她曾在日本住过多年，回国后很想觅偶成家。
以上所述三位炼丹之士，皆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者，蒋维乔先生的修炼法已后继无人，陈撄宁先生的“仙学”则寄厚望于后人，未知其书“藏之名山”，能否“传之其人”,使其终得长生之术否？顾伯叙先生却是中郎有女，能传其学，能幹其蛊；吴中先生的续弦夫人也能继夫弘扬其教。不知二位女士都会有新的发现否？其败其成，匪我思存，但其信念的坚定、信仰的虔诚则是值得尊敬和尊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