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衍文（1920-2021），浙江省龙游县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寄庐志疑”专栏刊发于《东方早报》副刊《上海书评》，“我在现实中碰到过好些不易解答的事，早就想在专业著述告一段落后志其所疑”，“如今我所陈述的，多数不能用现代知识解释，少数能解释，但未必得其正解，均有待于之后高明者解之”。
人的命运真的可以推算而知吗？正史、野史里有关算命术灵验的事可谓汗牛充栋，不过书上的记载，大多本诸传闻，且加缘饰，难以完全置信。周煇《清波杂志》记宋徽宗迷信算命术，挑选官员前先要命术士推算八字，再决定是否任命，作者评论说：“死生祸福贵贱，各有定分，彼焉能测造化之妙？”（卷三）显然，周煇是相信有命运的，但却不甚相信命运之可推。至于何以不可，他并没有从子平之术的立论根据上加以驳斥。
清人张维屏（1780-1859）则在这方面挖了算命术的老根。近人柴萼《梵天庐丛录》卷二七《八字》条云：
世之谈星命者，每以所生年月日时之干支，配成八字，谓可推测将来之寿夭祸福，其荒谬本不值吾辈一笑，惟愚昧者信之。按：天皇氏创干支，干，幹也，支，枝也。取义于木之干支，大桡取以配合，创为甲子，所以纪年月日时之用，与人之休咎渺无关系。清张维屏曾作《原命篇》驳之，云：“推年月日，始于唐之李虚中；推年月日时，始于宋之徐子平。干支何所昉乎？昉于唐尧之元载，《通鉴前编》本经世历定为甲辰，《竹书纪年》则以为丙子，《路史》则以为戊寅，《山堂考索》则以为癸未。是则今所据之干支，其为此干支与否，亦尚未可知也，而谓人之命在是，噫，其惑也！”张之驳命，可谓要言不繁，其它理证，亦不必列举矣。
原来，子平之术将天干、地支各以五行相配，如甲、乙属木，丙、丁属火，寅、卯属木，巳、午属火之类，推算时根据的是八字的五行生克。既然干支起始的第一天就有不同的说法，那么，每一天所属的五行就不靠谱，怎么能根据如此一笔糊涂账的干支演绎而推呢？
宋末的爱国志士文天祥（1236-1283）,矢志抗元，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却也笃信算命之术，但不乏怀疑精神，曾从八字相同、命运不可能相同这一点对算命之术提出了诘难，他在《又赠朱斗南序》里说：
甲己之年生，月丙寅；甲己之日生，时甲子。以六十位类推之，其数极于七百二十，而尽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七百二十之日时，则命之四柱，其数极于五十一万八千四百而无以复加矣。考天下盛时，九州主客户有至千四五百万，或千七八百万，荒服之外不与焉。天地之间，生人之数殆未可量也。生人之数如此，而其所得四柱者皆不能越于五十一万八千四百之外。今人闾巷间固有四柱皆同而祸福全不相似者，以耳目所接推之，常有一二，则耳目之所不接者，安知其非千非百，而命亦难乎断矣。且夫五十一万八千四百之数，散在百二十朞中，人生姑以百岁为率，是百岁内生人，其所受命止当六分之四有奇，则命愈加少，而其难断亦可知矣。尝试思之，宇宙民物之众，谓一日止于生十二人，岂不厚诬，而星辰之向背，日月之远近，东西南北天地之气，所受各有浅深，则命之布于十二时者，不害其同，而吉凶寿夭变化交错正自不等，譬之生物，松一类也，竹一本也，或千焉，或万焉，同时而受气也，然其后荣者、枯者、长者、短者、曲者、直者、被斧斤者、历落而傲年岁者，其所遭遇了然不侔。夫命之同有矣，而其所到岂必尽同哉！然则参天地之运、关盛衰之数，此其间气，或数百年，或百年，或数十年而后一大发泄，必非常人所得与者，于五十馀万造化之中，不知几何可以当此，而天地宝之不常出，鬼神秘之不使世人可测知也。呜呼！论至此，则命书可废也耶？（《文山集》卷十三）
明初宋濂（1310-1381）作《禄命辩》，也提出了同样的怀疑：
以甲子幹枝推人所生岁月，展转相配，其数极于七百二十，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之七百二十之日时，其数终于五十一万八千四百。夫以天下之广、兆民之众，林林而生者不可以数计。日有十二时，未必一时唯生一人也。以此观之，同时而生者不少，何其吉凶之不相同哉！吕才有云：“长平坑卒，未应共犯三刑；南阳贵士，何必俱当六合？”诚足以破其舛戾矣。三命之说，予不能尽信者此也。（《宋学士文集》卷十六）
历代关于八字相同而命运不同者的记载甚多。赵翼(1727-1814)《陔馀丛考》卷三九《同年月日时生》条搜集了许多资料：
子平家以人命推算休咎，固是一术，然两人同年月日时，则其吉凶当符合矣，乃竟有绝殊者。《汉书》卢绾与高祖同日生，而一为帝，一为亡虏。宋人小说载一军校与赵韩王（赵普）同年月日时生，若王有一大迁除，则军校必有一大责罚；有小迁转，亦必有小谴诃。洛中士人张起宗与文潞公（文彦博）同年月日时，见潞公轩驺过，叹曰：“同丙午生，相悬如此！”有瞽者曰：“我与汝算命。”因算之良久，曰：“好笑！诸事不同，但三十年后，两人当并案而食者九月。”后潞公退居于洛，游会节园，闻园侧有训徒者，则张也。一见大喜，问其年又同，遂日日并案而食，将及九月。公之子及甫知河阳，公往视之，遂别。自后归洛，亦忘之矣。又蔡京命乃丁亥、壬寅、壬辰、辛亥。有都人郑某者，世以货粉为业，生子与京同八字，谓且必贵，遂恣其所为，年十八，忽骑马溺死。可见星命之不足凭也。然如军校之与韩王迁除责罚节次相应，则又何故？《夷坚志》：莆田士人黄裳与友戴松同年月日时，有推命者曰：“二命大略相似，但黄君是正寅时，戴君得寅气浅，当是丑末，其发必在后。”既而戴但预荐，年不满五十，不第而卒。黄入太学始晩奏名，然以病求岳祠归，虽登科食禄与戴不同，然一纪残废与死为邻，所去亦无几也。此则境遇之相似者。《七修类稿》谓沈石田（沈周）与同郡卢知县钟年月日时皆同，而仕隐不同。又杭州吴参议鼎，与徐宪副之子应祥亦同年月日时，吴既贵，子亦登科，而应祥皆无之。王阮亭（王士禛）又记沈石田干支八字与明英宗同，而贵贱相悬若此，意或时刻前后之不同也。善乎吕才之论云：“汉高入关，封侯者三百人，岂无一人行衰绝运？赵括四十万人皆被坑，岂无一人行生旺运？”《梁溪漫志》云：若生时无同者，则一时生一人，一日止生十二人，以一岁计之，不过四千三百二十人而已，而天下之大，生人岂止此数哉！则知同年月日时者甚多，而富贵贫贱判然不一，子平推命之说似又不足凭也。
明代童轩(1425-1498)在《谈命辨》一文中也举了两个例子：
本朝扬州人高公谷与松江人李昂者，甲子同物也。公以永乐辛卯中应天府乡试第九十五名，未上春官（指应进士举），丁外艰（指父死）。李昂是年落第后，甲午亦中应天府乡试第九十五名。既而乙未同中会试，高公第五十四名，李昂第五十六名。廷试俱三甲进士，高公选入翰林，为庶吉士，除中书，升侍读学士。李昂观政刑部，除主事，升郎中。品级崇卑亦颇相等。无何，昂死矣，时年四十有馀。后高公官至少保，年八十二始卒。昂死之日，有子五人，高公至七十馀始举一子，今为南京户部员外郎。此非术数之所能知也。予又得二人焉：泰和单昂与金溪王稽，俱江西人，而甲子亦同物也。二人癸酉皆举乡试，甲戌俱第进士，同日送大理观政，同日除评事。后单昂奉命谳刑闽中，事竣，死于途。王稽是年亦遘重疾，不死，寻除佥河南按察司事，又数年，致仕，今尚在，齿且老矣。此非术数之所能知也。（《明文海》卷一一一）
不过星命家解释起来却也“何患无辞”，童轩曾与术士谈及上述八字相同之命：
余问：“后来不同何耶？”术士曰：“地有南北故耳。”余因举高、李皆南直隶人，单、王皆江西人问之，术士曰：“虽生居一乡一里间，亦有南北，矧王畿千里与一省乎？”余又问：“人家有孪生二子，同出一母，此不可以南北分也，然亦有贫富寿夭不同，何耶？”术士曰：“往往为先生者夺其元气，故先生者富，后生者贫。先生者寿，后生者夭。又当以此论也。”余曰：“周有八士，四乳八子皆贤，此又何耶？”术士语塞。（同上）
明清之交的周亮工（1613-1672），在其《因树屋书影》卷十中也提及一位星命家对此问题的解释：
四柱虽同，当分方域看之；方域虽同，当合祖宗功德、坟墓盛衰、家属隆替看之。
周氏认为，“此说近是，而究其所言，未必能中也。致远恐泥，圣人是以罕言。”
记得当年在潘雨廷先生家听讲，有人介绍一位名叫孙永正的到潘家来推命。孙家本很富裕，“十年浩劫”中被扫地出门，拨乱反正后发还住宅钱钞，虽所得不偿其所失，“先富起来”谈不上，“奔小康”则颇为有馀了。他相信万事皆由命定，遂居家以潜研子平自娱。他来潘府时，在场有七八人之多，孙一一为之推命，用万年历列出八字后，不像我那样煞费周章，要排六神星煞、推大运流年再作判断，他是一望而知，不假思索，开口便断，问者听了居然都点头称是。
这使我大为惊异，于是写出少子的八字来向他请教，孙一看就说：“这八字我算过的，相当不错。”我不禁奇了：“孙先生在什么地方算过这个八字？”孙说：“这是一位高级军官的儿子，现在已是一个潜水艇的艇长了。” 那时我少子尚在金山石化做电工，竟与艇长同志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于上海，不像卖粉家儿和蔡太师相差一甲子，遂告其实。孙先生说：“这就要看家世的不同了，在命造上是看不出的，艇长的家庭起点高。”“起点高”，理论联系实际，确实言之成理，一介寒儒安敢与之相比！但我想起明代沈长卿却是用同样的事例来否定算命的，他说：
山泽之叟，岂无驿马星动，而足不踰郊；永巷之媵,岂无红鸾星照，而宠不下逮；巿井之伧，岂无文昌星拱，而名不登榜；则星说穷矣。毕竟以子平为主，四柱同也，而生于寒门，仅博一第；生于帝王家，乃贵不可言；则子平术穷矣。（《沈氏日旦》卷十一）
孙言谈之际颇现自负之态，我便问他：“阁下精于命理，还会不会看相、占卜和风水呢？”“不会，也不想学。凡事心专则精，心分则乱。命理已够我致力一生了，还去旁骛干什么！”
为学专精如此，使我大为佩服，但总觉得耗毕生精力于此小道，未免太不值得。我与孙仅此一面之缘，但却印象良深。
除了同年月日时生者以外，双胞胎命运的推算，也是一个难题。童轩遇到的术士所谓“先生者富，后生者贫；先生者寿，后生者夭”并不符合实际。
清舒继英的《乾元秘旨》说双生之命：“命主太旺，幼者胜；命主太弱，长者胜；命主不旺不弱，长幼略同。”但亦不过寥寥数语，且语焉不详。不过我从现实中观察到，双胞胎生于同一时辰者，人生轨迹都大致相同，熟人中多有其例，新闻中亦多有报道；不过若不在同一时辰生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我还发现，子平之术推算人的寿命往往不准。明清之际的陈之遴 (1605-1666)，是书房派推命之翘楚，在其所著《名理约言》中亦言“尝考人命富贵贫贱，验者颇多，惟寿夭验者较少”（《看寿夭法》）。但也有人算得准的：
欧阳修《泷冈阡表》记其父欧阳观之言曰：“术者谓我岁行在戌将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见儿之立也。”后来果死于大中祥符三年庚戌（1010）。
《王国维学术随笔》中之《东山杂记》卷二有《毛西河命册》一则云：
十馀年前，扬州骨董铺有《毛西河先生命册》，乃康熙戊寅年推算者，推命人为京口印天吉。先生时年七十六，生于明天启三年癸亥十月初五日戌时，其八字为癸亥、壬戌、壬戌、庚戌，后附其姬人命册，年三十三岁，为丙午正月十六日子时生，其八字为丙午、庚寅、丁酉、庚子；其人殆即曼殊也。推命者谓先生于八十八岁当卒，过是则当至九十四。先生首书其上曰：“时至即行，不须踌躇，但诸事未了，如何如何？”老年畏死，乃有甚于少壮者一说，殊可一哂。然先生竟以九十四岁卒，亦奇矣。
毛西河即清初著名学者毛奇龄，不过，其卒年尚有九十一岁一说，若其说为是，则亦谈不上什么灵验了。
最近我在电视上还看了杜月笙之女的访谈，她说香港的六月息馆主算其父（1888年8月22日-1951年8月16日）寿元只有六十四岁，过不了生日的。其说亦甚验。
推人死期而稍有参差的，有二事可说。
其一是：友人陈思卓在家乡湘潭时，有一位邻居善推命，验事甚多。有一次，一位近邻要他算命，他竟直言无讳地说：“你明年正月初四要死的。”那人不禁一怔。谁知到期无恙，不免怒从心起，第二天就上门来把箱橱锅灶等都打得稀巴烂。术者之妻怪丈夫瞎算，絮絮叨叨怨个不停，他只能闷声不响。结果到了正月十三，那人突然去世，相隔仅九日之期，人颇以此奇之。
其二是：毕修勺先生之子克鲁到家乡临海为其父办事，我与尢家铮、袁根山陪他一起去，顺道同游雁荡、天台之胜，其间有四五天宿于白水洋（不是福建的白水洋）毕氏亲戚家候车，承其家热情招待。
闲聊时，他们说起这地方以前有一户人家，以耕读为生。家主精于命理，忽于一日设宴招待亲朋好友，客人入座，自己则离座沐浴更衣去了。事毕出来，入座向大家举杯告别，说下午两点半他要去世了。说罢就躺入厅里预先准备好的棺材，眼睛盯着壁上的时钟。众人围着棺材，有不信的，也有半信半疑的。两点半过了，三刻过了，三点就要来临了，老人依然无恙。大家不免纷纷议论，当作笑柄了。老人自己也疑惑起来，爬出棺材，拿起一把锄头，到后园里去为花松土。谁知一锄下去，竟顿时倒地气绝，这时距三点大约还差一分钟吧。于是大家又不免啧啧称奇。
在农村中，能预知自己死期的人不少，历代都有不少记载，然而由算命而推知自己的死期，且时间误差这么小的，却也十分罕见。子平之书有两句名言：“火未焰而先烟，水既往而犹湿。”不论好运还是坏运，依术来推是哪年来临，实际提早或推迟一年半载，都不算失误的；若只推迟二十来分钟或数天，那就算是奇验了。
据说上述两人均著有专书，而都在临死前自行烧却。作家王鲁彦的夫人覃英女士曾告诉我，她祖父原是鞋匠，因遇一道士教其算命而改行，所算亦甚灵验，临死前也自己销毁了所传的秘籍。这些书烧了真是可惜，即使是荒唐无稽之说，也足以成为思想史研究的参考资料，退一步说，具有文献价值，这应当是毫无疑义的。
算命也有似不验而实验的，《阅微草堂笔记》卷二云：
董文恪公为少司空时，云昔在富阳村居，有村叟坐邻家，闻读书声，曰：“贵人也。”请相见。谛观再四，又问八字干支。沈吟良久，曰：“君命相皆一品。当某年得知县，某年署大县，某年实授，某年迁通判，某年迁知府，某年由知府迁布政，某年迁巡抚，某年迁总督。善自爱，他日知吾言不缪也。”后不再见此叟，其言亦不验。然细校生平，则所谓知县，乃由拔贡得户部七品官也。所谓调署大县，乃庶吉士也，所谓实授，乃编修也。所谓通判，乃中允也。所谓知府，乃侍读学士也。所谓布政使，乃内阁学士也。所谓巡抚，乃工部侍郎也。品秩皆符，其年亦皆符，特内外异途耳。是其言验而不验，不验而验，惟未知总督如何。后公以其年拜礼部尚书，品秩仍符。
董文恪公即董邦达（1699-1769），字孚存，号东山，浙江富阳人，工诗善画。官至礼部、工部尚书。纪昀十五岁时，即至其家受业读书，关系极为密切，所言当可信从。此叟固是异人，然亦须先聆其声，复“谛观再四”，而后再加推算，非仅凭干支一途而得者。纪昀说这是“验而不验，不验而验”；若放宽尺度看，实可谓神奇之至了。
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1880-1953），在其所著《耕心斋随笔》中说：
日昨与谭组庵先生谈及业命之理。先生以为星命之理，殊为难解，谓为渺茫，而又奇中。予问曰：“闻文勤公有一命批悉验，有之乎？”先生曰：“然。先文勤公生甫三岁，先王父方授蒙馆于外，岁俸所入才十馀千耳。适有友善星命，即倩其为文勤公批一命，此纸今尚保存，距批时已百年矣。其言某年进学，中举，中进士皆验，惟点翰林，则批为得知县，此其差误，然同为七品也，厥后某年当在浙，某年当在陕，亦奇验。又言六十八岁当归田，则又验。言七十二岁当寿终，并批云：若有阴德，当延寿一纪。厥后七十二岁果大病，几不起，旋愈，果以八十四岁终，又奇验。”
按谭文勤公即谭锺麟（1822-1905），湖南茶陵人，曾任陕甘总督及两广总督，即谭延闿（组庵，1880-1930）之父。这里所说的批谭锺麟八字之事，与董邦达事相似而所批更为精确。但聂云台认为，“予谓星命与代数同一理：彼以干支代数字，此以干支代人事”，“然究以一字兼代数事，非若代数一字代一数之明白确定”，“故时不免于差误”，“即头脑冷静之星相家”亦“竟能推算十之八九”。
还有一种情况是，对于同一命造，不同术者的判断不同。
今人孙百刚先生所著《郁达夫外传》，其《谈言竟中》一章谈到其表叔朱似愚为郁达夫（1896-1945）推命之事。朱“在杭州中国银行做事，精堪舆命相之术。但平常不肯轻易替人谈相看地，非至亲好友不肯出手，亦不收受谢礼。达夫一听，非常动心，一定要我去约来谈谈”。当郁告知其八字为丙申、庚子、甲午，甲子，四十一岁交进甲运，下面是辰运时，朱“表情不好”。
过了两三分钟才开始说：“以前的事，我想不用多说。你先生在甲运以前，一直都还不错，不过也是镜花水月，虚而不实。以后的运却要相当注意。三五年内，波折不少。假使能自己生场大病，或者家人有点疾病，那算是幸运了。但命相之说并非一成不变。修心可以补相，居易足以俟命。你先生是通达之人，用不着多说。总之，今后数年中，凡事小心在意，能不出门最好莫远行，能忍耐受气，切莫发火暴躁。你和我这位表侄是多年至交，所以我也不揣冒昧，交浅言重了。”似愚说了这么一段，其间还有许多命相上的术语，我也记不清楚，只知大意如此而已。人总是喜欢听好话的，即使明知道好话是假的。本来预定映霞也要请他谈一谈，听他如此说法，映霞的胃口也倒了。
在郁达夫夫妇走后，孙百刚再问其详，朱说：
我哪敢当面对他直言，只不过略略讽示一二而已。老实说，要我完全违背了相法命理，作违心之论、阿谀之言，那是不可以的。其实这位郁先生的命相，我也阅人不少，今天可算是一桩巧事。总而言之，他的命相刚到目下为止。从今以后或许要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倘若自己性命能够逃出，那是祖宗的阴德了。
据此记载，朱似愚已是命相合参下断的了，可谓神奇之至。朱先生要郁“能不出门最好莫远行”，而郁却偏不听从而远赴南洋，想不到竟会在1945年9月，日本已无条件投降之际被秘密处死。倘不出国，只在国内做救亡工作，那情况又该如何呢？达夫既信命相，但却听而不从，真是“其命也夫”！
孙百刚又写道：
后来遇到一位也和达夫相熟的人，他精于推算八字，我便将达夫的八字和似愚的说法告诉他。据他说：达夫的八字，双子拱午，子午双包，格局自是不凡。所憾者，四柱乏土，甲木藏身无所，缺土之木，终难滋长。行运亦未遇土，所以似愚说他镜花水月，虚而不实。至四十一岁交进甲运，亦不过受庚申两金之克，好虽不好，也不至于坏到如此地步。至于四十六岁的辰运，则与年月两支会成水局，汪洋大水，甲木难免漂浮，当然比甲运更坏。然而竟会万里投荒，横死绝域。连要“新营生圹在星洲”而不可得，这也未免过于残酷，莫非申子辰这一水局，为祸竟如此之烈耶！
孙百刚又记一事并议论道：
达夫在似愚谈相的上一年四月间，在福州白塔下瞎子陈玉观处算命，陈说今后渐入佳境，四十六岁交进辰运亦极妙。申子辰合局，更上一层，名利双收（据达夫《浓春日记》一九三六年四月七日所记）。一个所谓申子辰水局，说法截然不同。可见这些都是不足为据的。这个说这样，那个说那样，总有一方是说对了的。偶然言中，并不稀奇，言而不中，事属当然。
其实，推断命运，也有如个人看诗文一样，可以各有会心的，但诗文之高下，不可定于一尊，算命则可用“实践检验”，以后来是否应验为准。这里不妨谈谈我对达夫八字的浅见：
郁氏此造，十岁起运，每逢丙辛之年交转。“日提对冲，断弦再续”，婚姻必不能终老，但究竟是生离还是死别则不能知。日主甲木，生于仲冬，身弱，须行木火土运为佳；但其根午火，为二子水所冲，根基不固。年干丙火食神，主聪慧而有才气。月干庚为杀，庚有申为根，但因系冬日之金，也强不到哪里去，幸行壬寅、癸卯二大运，木能得地，足以添薪生火，丙可生辉。行到甲木为比肩，却又失其根柢，辰运三合水局，则水泛木沉，不吉。至一九四五年乙酉，乙与月干庚合金，酉与大运的地支辰又合金，且与申子争合，成为煞重身轻之势，按理需要趋避韬养，但不能断其此年必死，更不知其为凶死。此年之厄若能逃过，次年转入丙戌，则火土驱寒，甚好，能活至一九五二年壬辰，或再延两年亦未可知。然果能如此，从今日来看还是一个下寿。当然，这个假定是不可能实现的，除非我们有威尔士的“时间机器”！
至于其友人所说的“双子拱午，子午双包”之论，似乎很难理解，而瞎子陈玉观则是以其身过弱，从旺来推的。如此则以行金水运为佳，故以三合水局为极妙。这种取错用神，以好运为坏、坏运为好的判断，术士中常见，任铁樵的《滴天髓阐微》中，就常述及这种情况，而我也曾有此误。
我认识一位金绶章先生，他曾为宋子文、孔祥熙算过命，因灵验而获重用。有一次，我到他府上去请教一个八字。我认为此造“身强”，金老看了却判为“身弱”，彼此相争，相持不下，我说不服他，他也驳不倒我。后来我和小友姚江海聊天，他自负子平推命已无人能及，我便拿出那个八字来，结果他的判断和金老相同，但理由却更为充分，我便欣然接受了他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