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衍文（1920-2021），浙江省龙游县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寄庐志疑”专栏刊发于《东方早报》副刊《上海书评》，“我在现实中碰到过好些不易解答的事，早就想在专业著述告一段落后志其所疑”，“如今我所陈述的，多数不能用现代知识解释，少数能解释，但未必得其正解，均有待于之后高明者解之”。
相术的产生，当是前人观察周围人的一生祸福，将其遭遇之果，归之于形体之因。人的形体与命运之间有无关联，至今还是充满争议。若将人的形体与其命运的关系用科学方法作一全面深入研究，不论其结论最终是肯定还是否定，都可以破国人千古之惑。
相术探源
相术起源于春秋之际。清俞正燮《癸巳类稿》有《原相》三篇，考证甚详，但居然根据《大戴礼记》将相术的起源上推到尧舜时代，未免好古太甚，“尽信书不如无书”了。《荀子·非相》明言：“相人，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举，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称之。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姑布子卿是春秋时人，据《韩诗外传》说，就是曾给孔子看过相，说他“羸乎若丧家之狗”的那位。唐举是战国时人，秦相蔡泽微贱时曾找他相过面。荀子的话应该是可信的。《左传·文公元年》记周内史叔服给鲁国大夫公孙敖的两个儿子看相，说穀(文伯)能供养你，难(惠叔)会给你收尸，穀脸形方，在鲁国一定会有后代。叔服的预言后来果然应验。这应当是关于相术最早和最可靠的记载了。因姑布子卿和唐举名见经传，后世因此也称相术为“姑布子卿、唐举之术”。
相术还有“人伦”和“风鉴”两个别称。“人伦”原指品评或选拔人才，《后汉书·郭太(本当作“泰”，范晔避其父讳改此)传》云：“林宗(郭泰字)虽善人伦，而不为危言覈论，故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也。” 李贤注云：“《礼记》曰：‘拟人必于其伦。’”意谓“人伦”两字出于其语。后来的好事者把郭泰品评人物的事例搜集起来，加以夸张附益，“多华辞不经，又类卜相之书”。比郭泰稍后，还有一位善于“人伦”的名士许劭，每月作人物品题，曾评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由于许郭二人的“人伦”，能把人的性格、才能说得准确无误，“人伦”二字便渐渐成为相术的代名词了。“风鉴”一词也是如此，本指风度和鉴别眼光而言，如晋代桓彝善于识拔人才，袁宏便称他“风鉴散朗，或搜或引”；慧远大师，《高僧传》也称他“性度弘博，风鉴朗拔，虽宿儒英达莫不服其深致”。于是这个词汇也被相士一借不还了。《宋史·艺文志》著录有陈抟写的相书《人伦风鉴》，索性将二词合二为一，为其书命名。医卜星相，在封建时代虽受人重视，奇怪的是，操其业者却遭轻视，所以喜欢改用好听的名称。如今“保洁”、“环卫”、“下岗”、“化妆间”、“待业青年”、“城市美容师”之类的词汇纷纭而出、取代旧词，其由亦毫无二致。
在西欧，与相术相近的有颅相学(phrenology)，但起源甚晚，系由德国医生加尔(Franz Joseph Gall，1758-1828)所创，根据人的头盖骨来推定人的性格和智力，不过并不涉及人的命运，这与我国的相术有所不同。巴尔扎克即曾依据其说来处理他小说中人物外貌的描写。
手相也可人工整形
国人最关心的是天命，大而至于国家的命运，小而至于个人的前途，都在究心之列。天象、蓍龟、星命、堪舆、相法的发明都是在这方面作的努力。占卜起源最早，相法继起，在春秋战国之际十分流行。荀子思想独立不群，不肯人云亦云，对时人沉迷于相术十分反感，曾在《非相》一文中予以痛斥。但他似乎不大在行，举以反驳的都是貌美者心术不正、不得善终，貌丑者宅心仁厚、卓有建树之类的例子。其实，“龙章凤姿之士不见用，獐头鼠目之子纷为官”，“高帅”者未必富，“矮矬”者未必穷，都是现实中常见的现象，相术自有其评判的标准，从不以美丑来判断穷通与贤不肖的。要反对一种学说，竟不对它作深入的研究，就不分青红皂白，劈头盖脸地予以痛击，荀子虽是大儒，却也犯了如今学界中一些人的通病。
现在流行的西洋手相学则相传起源于印度，流行于埃及、波斯，一度盛行于欧洲，后来成为吉卜赛人的谋生之技，这倒是专门用来预测命运的。但我国的手相学似不相依傍，另有源流。《韩非子·诡使》云：“今战胜攻取之士劳而赏不沾，而卜筮、视手理、狐蛊为顺辞于前者日赐。” “视手理”，即是看手相纹理以断人的吉凶祸福。可见先秦时这门术数已甚为流行，操其术者且为君主所宠幸，而其时似尚未与天竺有什么文化交流。
我国的手相学特别讲究“奇文”，这就使一些热中富贵之人对自己的手纹作人工的“整形”。如新莽末年的公孙述，就在自己的手掌上刺上“公孙帝”三字，结果称帝十二年而为汉光武所灭；晋代的陶侃，善相者师圭对他说：“君左手中指有竖理，当为公；若彻于上，贵不可言。”陶侃听了，便即刻用针划开，弄得血溅墙壁。“贵不可言”，暗指做皇帝，陶侃虽有野心，后来并没有因此而如愿以偿。
读国人所著相书，其中手相部分给人的印象就是杂凑，大不如印度、欧洲及日本所传有“条理”。这当然是就孤陋所见而言的。清朱应镐《楹联新话》说：“林芗谿昌彝云：相书可信者，惟《皇谕风鉴》，次则《太清神鉴》。《风鉴》系禁书，天下只两部。一存湖南，中载掌纹三千馀条，凿凿有据。”林昌彝，就是那位有名的《射鹰楼诗话》的作者。《皇谕风鉴》大概被禁得绝了版，公私藏书目中均不见踪影，我自无缘得读。记得以前曾见过一本日文的《阴符学》，系日本前法务官、“《易》学专攻文学士”前岛熊吉所译，翻阅了一下，与《阴符》无涉，实是专论掌纹和指纹的，自言原书从中国传出，但我国的流略书中也未见著录，不知是否与《皇谕风鉴》的手相部分有关。但此书篇幅虽多，却也绝无三千之数。亡友钱丈重六(原名必焘，1911-2011)，曾惠借我残本手纹图复印件，亦仅百图不到，不知谁氏所著。实践检验下来，竟均不足凭信。钱丈清华大学毕业，曾入黄埔军校为教官。1985年国共秘密会谈前曾起过牵线作用。他酷嗜术数，其子平之术系著名药用植物学家刘宝善先生(1896-1988)所授，刘曾为钱默存先生算过命。钱丈与钱氏夫妇交好，曾对我说默存先生自言信命。杨绛先生在《走到人生边上》中也说：“命运是不容否定的。”可见夫妇间的“心理攸同”。钱丈还告诉我默存先生的一些轶事，饶有趣味，他日有机缘再作披露吧。再写下去要变成《一千零一夜》故事里套故事的结构了，尽管有人说爱听我啰嗦，然而这样由着性子写下去不合文章义法，还是打住吧。
张申府随身带的书
偶见赵俪生先生所著的《篱槿堂自叙》，内有《一个既过过五关，又走过麦城的人——记我所知道的张申府先生》，特别引起我的兴趣。张先生是中国的创始人之一，还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 然而1957年竟被打成右派，与数百万中下层知识分子同堕劫尘。前几年《余绍宋日记》影印出版，阅后得知他也是先师的好友，于是更想了解张先生的沉浮之由了。
读此文，方知赵君是申府先生在清华大学的学生。书中写赵在建国后听苏联专家讲学时，遇到申府先生：
他随身带着一部木刻线装书，一套四本，我拿过来打开一看，竟是一部《麻衣相书》。呜呼，张先生竟研究起这种东西来了，怎不叫人吃惊！
赵君据此大发感慨，此处从略。且说赵1987年春应邀访美，康涅狄格州威斯利大学舒瓦兹(Yara Schwarz)副教授约他去谈张申府事。赵君写道：
与其说我能帮助她些什么，勿宁说，她倒告诉了我许多有关张的事。例如她说，张写“划江而治”一文的背景，是李宗仁。她又说，张曾亲口对她说，当年李大钊是北大图书馆长，张是馆长室秘书，馆长不在时可以代拆代行。有一次，毛先生缴来职应由他缮写的一份材料。可能缮写的工整程度不满李的意吧，李叫张转毛重缮一份。张回忆说，他非常客气地对毛说“请拿回去重作一道”，他看到对方的脸上露了不愉快的神色(后来，我偶然读到一本有关陈伯达的书，那里边说，当陈初到延安，初与毛先生相见时，当毛得知陈是从北平出来的，他即刻打听张申府的下落，足见毛先生一直将张惦记在心)。
其实，申府先生未免多心了吧？建国后，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到批判俞平伯、胡适和胡风，对知识分子毫无例外都要进行思想改造。哲学家如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都一次一次地作自我检讨，冯友兰的每一次检查，都见诸报端，由于肯交待、肯自我否定，虽然还是被看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都逃脱了反右的“天罗地网”。哲学家平时“谈空说有”，高深莫测，但遇到威权，也不免“拄杖落手”，和俗人一样舍而“趋利避祸”的。申府先生却与之不同，一贯不顾利害，独持己见，1948年那年，竟在储安平的《观察》上写了一篇《呼吁和平》，结果被他参与创立的民盟开除盟籍，《人民日报》更斥之为“叛徒”。在东北解放区的其妻刘清扬也立即登报宣布离婚。建国后，在举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热潮中，申府先生却又大谈罗素，提倡“列宁、罗素与孔子，三流合一”，还拉上了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真是不识时务之至！反右时，张又出来支持章伯钧、罗隆基。这在躺着也中箭的“阳谋”运动中，怎么会不被打成右派呢？据说周恩来曾说过这样的话：“张申府的思想很杂，研究罗素思想着了迷。”这还是恕词吧？若按当时的调子，应当是：“捡起封资修的破烂，与毛泽东思想对着干，反动透顶。该把他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使他永世不得翻身！”此话如今听来杀气腾腾，却是当时开斗争会时不绝于耳的，并不始于“文革”。孙大雨教授告诉我，1957年7月7日，毛主席在中苏友好大厦(后改为上海展览馆)召开文教界人士座谈会，在座有位苏某，发言中提到他，就曾建议要如此惩办。据说罗稷南先生“要是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样”之问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
《麻衣神相》是伪书
说远了，回到《麻衣神相》吧。申府先生将此书随身携带，想来不是随意翻翻，大概是想靠它指点迷津的。申府先生不知道，虽然谈相者言必称《麻衣》，而其书却是一本十足的伪书。其书号称是麻衣道者传与陈抟的，但《宋史·艺文志》上却并无著录。《明史·艺文志》上有鲍栗之《麻衣相法》七卷，据程敏政《篁墩文集·麻衣相法序》说是其友鲍栗之“以麻衣之书散出无统，集而刋之，凡他说之有渉于相人者，又取附之”，可见成书实在明代。今本有倪岳序，倪也是明朝人。至于其他相书，也没有多少可取之处。上文提到林昌彝说可信的两本，那本《皇谕风鉴》，湖南相士赵元臣自言曾得其书，“挟其术游粤东，所言前后运多奇验”。其书未得见，赵元臣其人亦不见他书记录，不敢妄论。至于另一本《太清神鉴》，则幸曾寓目，其书据说是五代王朴所著，但与一般的相书无甚差异，不知是否也属冒牌货。清代以前的相书，大多被《古今图书集成》收录，道光年间出了一部《神相全编》，细核其书，实从《集成》抄出。这部相书不过是资料的汇集而已，其中大部分内容显系后人伪托。如该书卷首题“宋希夷陈抟秘传、明柳庄袁忠彻订正”，而检其篇目，有署名鬼谷子的《相辨微芒》《相妇人歌》等篇，署名许负的《相德器》《相口》《相齿》《相舌》《听声》等篇，均语言鄙俚，哪有一丝一毫先秦两汉人的口吻？该书还有《柳庄杂论》一篇，全抄《太清神鉴》中的《杂说》而易其题，《女人九善相》《女人九恶相》则连题带文均攘自前书。袁忠彻人品虽有欠缺，但尚不至于像如今学界中某些人那样无法无天吧。全书随意滥收，毫无征验，只能无聊时消磨时日而已。
然而，申府先生曾预言钱默存先生与张岱年先生“并为国宝”，倒是说准了一半的(鄙见岱年先生于“国宝”尚未达一间)，但这应当属于和郭泰、许劭相近的 “人伦月旦”之评，与相术毫不相干的，然而也不过是偶尔言中罢了。从他的一生来看，看错的人和事多矣，谈不上有什么“知人之鉴”的。但在这点上我们也不能苛责申府先生，毕竟，“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庄子·列御寇》)，谁都不能自诩洞察一切，要不，怎么自古至今会有那么多贪鄙无耻之人得到重用呢？须知贪官也是要求下属清廉的，除非下属帮着他贪污。
《冰鉴》不是曾国藩所著
有一本名为《冰鉴》之书，如今甚为热销，题为曾国藩所著，大陆港台都有出版，其实是“托足权门”之举。绿园主人夏铁肩所著《冰鉴七篇之研究》，其序云：“余家藏《冰鉴》七篇，系道光二年(1822)先曾祖宜春公手钞，亦不著撰述人名。”近人袁树珊《中西相人探源》一书也说家藏两种《冰鉴》，都不著撰人姓名。一种末有“道光己丑岁(九年，1829)仲春南海曾大经纶阁氏书”十六字。按曾国藩道光二年只有十二岁，道光己丑也只有十九岁，涉世尚浅，阅人不多，哪里写得出这本书来呢？夏铁肩又说：
又尝见一钞本，跋中有谓：“是书甚得湘乡曾文正公推重，视为切要之书。”云云。惟另一钞本，卷末有古虞谢宗蕴女史跋云：“吾父精相人之术，自庐江解组归，道出江宁，时湘乡曾文正公秉节两江，耳吾父名，坚留幕中。论当世人物，辄与文正意相合。文正告人曰：‘某，今世之许负也。’其推重之者如此。临行，谓吾父曰：‘《冰鉴》一书，实相术之圭臬也，不可不读。’乃求之，终未获。”于此可知是书亦非文正著作。盖文正道光中始赐同进士，是书道光中即有钞本矣。或谓是书曾经文正品题，故易为后人附会，实则著者必另有其人也。
袁树珊又从书中文字看出破绽，指出明末清初范騋著有相书《水镜集》四卷，其中即有今本《冰鉴》中的文字，卷三且有“吕祖曰：脱谷为糠，其髓斯存，神之谓也；山骞不崩，石为之镇，骨之谓也”之语，正是《冰鉴》开头的几句，却删去了“吕祖曰”三字。袁氏因此断言“其非湘乡遗著，无可疑义”。袁氏算命虽算不准，写的几本有关命相源流的书还是不错的，据说他有捉刀人在，难怪这段考证颇有见地。
把相术与曾国藩联系起来，是因为曾氏颇以善相自命。薛福成《庸盦笔记》云：“世俗颇传曾文正精相术，于文武员弁来谒者，必审视其福量之厚薄，以定用舍及所任之大小。”
其实，曾氏只是凭经验用人罢了，称其亿则屡中则可，云其善相，则欺人之谈也。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一二有《曾侯甘心受欺》一条，记萧山某人，曾氏奇其雄辩，令督造炮船，未几，挟千金遁去。如果曾氏果真善相，怎么连一个骗子都识不破呢？
既然提到范騋的《水镜集》，不妨顺便再谈一下其人其书。王士禛《池北偶谈·日者》云：
又有范騋者，字文园，善相人。谓武进周清原、吴江徐釚，皆当不由科甲入翰林，己未，皆授检讨。其言良验。范騋，海宁人，骧字文白之弟也。
据说，他不但会看人的相，还会看神像的相。王晫《今世说·术解》云：
海昌范文园工相术，邑中有隙地，或塑太岁，范以为威仪具足，应享巍峨，未几遂成巨刹。又指禾中千佛阁，肖形惨戚，当厄于火，已而果灾。范名騋，文白弟也，浙江海宁人。事亲孝，与兄弟友恭，于朋友信，而又好推分施与，拯济人之艰危。曾梦神人付以右髻，自称右髻道人，遂精相术，语多奇中。入京师，一日骤名动公卿。
有这么多的达官贵人、名流学者为之宣扬，也难怪他生前声名藉甚，而身后著述流传了。其实，其书也仅仅是裒集众说而已。惟卷三《右髻变相论》《右髻道人阴骘文秘论》、《阴骘文注解》《阴骘卧相图》等篇为其本人所作，而细察其内容，竟采及荒唐悠谬之言：说蔡襄给吕僧珍看相如何如何，蔡是宋朝人，吕是梁朝人，闹了关公战秦琼的笑话；卷四又全录伪书《柳庄相法》中的《永乐百问》。此均范騋不学之过也。
至于范氏能知周、徐二人“不由科甲入翰林”的秘奥，书中竟无一处披露，恐怕其事也是传闻夸诞之辞吧。值得一提的是有大儒黄宗羲为其书作序，对范之人品推崇备至，对他相术的灵验与否却一字不提，偏引了荀子《非相》篇“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形不胜心，心不胜术。术正而心从之，则形相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之语，分明是在否定相术了。然而范騋却依然把此文置于书首，当是因为黄氏在文中笔锋一转，说：“以文园之孝义，其见君子也，如以石投水；其见小人也，如以水投石，又何患其术之不精也。”既称许了范騋的品德，又把他排除在江湖术士之外，凭这一点就足以使著者欣然接受了。而且文中只讲辨君子小人，不讲测寿夭穷通，既应付了朋友的人情，又不致作违心的吹捧。梨洲先生可真会写文章！
近来民间流行的一本《公笃相法》，系民初四川资中人陈公笃所著。坊间宣传，号称“集相术之大成、划时代之巨著”。我闻名百计借得，卷前居然有国学大师廖季平的大名，竟屈尊伍于校对诸人之列。但刚一开卷，真觉忍笑为难。卷首《相法有益引证》中竟说：“吹箫乞食之伍员，唐举荐之也；草庐隐居之孙武，唐举师之也。”战国时人竟能和春秋时人互动，没想到唐举不仅精通相法，还有穿越时间隧道的能耐！陈之不学与范騋可称半斤八两。不过读下去就不胜钦佩之至了，公笃大师虽乏文史知识，却具科学头脑，如今高校执行的量化考核之法，他早就用上了，将传统相术发展到了“定量分析”的程度，真是先知先觉呀！他提出一个“测量活法”，将形格、精神、气色、声音定为“相法四大柱”，四项满分各二十五分，且各设权重，总分满分为一百分。得九十至一百分者，仙佛之格；获八十至八十九分者，圣贤中人；得七十至七十九分者，帝主之尊，霸王之位；获六十至六十九分者，拜将封侯，功名盖世；得五十至五十九分者，大富大贵，年登大耋；获四十至四十九分者，尚书、提督；得三十至三十九分者，知府、都司；获二十至二十就分者，县令、把总；得十至十九分者，衣食无忧，富则不贵，贵则不富；获零分者，寻常百姓，有业可就，有人可依。分数还有负的呢：负十分者，劳碌一生，得禄即亡，遇财便病。老朽读毕，回顾一生，触刑犯律，颠沛流离，由果推因，以命合相，按大师的标准，只能得零下几分了！启人疑窦的是，其书述及男女下体的形状与命运的关系，比其他相书添出多多，不知他是如何调查出来的。依我国当时的条件，医疗机构不可能做这样的“科学实验”，除非他出钱把这“科研项目”发包给稳婆或澡堂伙计！作者自序说他的本事系一位异人所授，这和《麻衣》《柳庄》《铁关刀》的作者自述师承时如出一辙。既是异人，自具“特异功能”，遥视透视，无所不能，窥及隐私，何足为奇呢！质疑者只能哑口无言，听大师高谈阔论了。
相理质疑
算命、看相虽是术数，倒也用上了逻辑。子平之术根据人的生辰八字，运用五行生克原理来加以推算，用的是演绎法；相术则用的是归纳法。我猜想，相术的产生，当是前人观察周围人的一生祸福，将其遭遇之果，归之于形体之因，然后验之于他人，以为验则取，以为不验则不取，最后积累汇总其验者而成。但即使形体与命运之间确有相应关系，若不能穷举，归纳出的结论就未必正确。
如《史记》《汉书》皆载善相者许负相周亚夫“从理入口”(指鼻翼旁两条纹路与口相连，又称“螣蛇纹入口”)，“此饿死法也”。周亚夫后来果然入狱，愤而“不食五日，呕血而死”。许负如此判断，想来在周之前已有不少如此相貌之人饿死的实例，遂定之为通则了。后世伪托的《麻衣先生石室神异赋》便归纳成：“法令入口，邓通饿死野人家；螣蛇锁唇，梁武饿死在台城上。”其实，这两句话是大有问题的。汉文帝的宠臣邓通，“善相者”虽也说他“当贫，饿死”，但《史》《汉》都未说他“法令入口”。敦煌残卷中有许负《相书》，但没有这一说，只说“口不合，饿死”。只有梁元帝的《金楼子·杂记下》说邓通“从理入口”，应该是想当然的吧，但总算有来历了。至于梁武帝，虽说也的确饿死台城，而从未有载籍说他面有此纹的。而且，“螣蛇入口，法当饿死”这一判断早就被证伪了，《南史·庾杲之传》就记了一个反例：“水军都督禇萝，面甚尖危，有从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终。”不过，欲圆其说，何患无辞，如范騋《神相水镜集》的《阴骘文注解》就修正为：“纹理黑短入口者为‘螣蛇’，主饿死。纹理自长至地阁者为‘寿带纹’，上忽生两角为 ‘龙入大海’，反为大贵。”说得像煞有介事的，却没有举出一个具体的实例来。
再说“重瞳”吧。自《史记》说虞舜有此异相后，历代都看成是帝王或大富大贵之相。清代平步青《霞外攈屑》有《瑞文端公重瞳》一则，历数前代“重瞳”之相云：
《史记·项羽本纪·赞》：舜目盖重瞳子，项羽亦重瞳子。《刘子》：颜回重瞳。《吴越春秋》：越王勾践蜂目重瞳。《汉书·王莽传》：重瞳子。《北史》：隋鱼俱罗相表异人，目有重瞳。《凉州记》：吕光目重瞳子。《梁书》：沈约左目重瞳子。南唐后主亦重瞳子。同时如梁康王友孜，生而目重瞳子，私窃自负，以反伏诛。北汉刘崇，美鬚髯，重瞳子，皆见《五代史》。《明史》：明玉珍身长八尺馀，目重瞳子。其实贤愚邪正，不系乎此。予所见惟蒙古文端公(瑞常)左目重瞳子。公早贵，致位宰辅，寿臻古稀，七典顺天乡试，极国朝文臣未有之荣遇，洵异人也。
平氏从许多例证中理会到“贤愚邪正，不系乎此”，我们还可以“煞风景”地指出，“重瞳”只是瞳孔的一种畸形而已，与人的命运毫无关系。柴萼《梵天庐丛录》中有《余江天子》一条，载米姓丐妇次子“手长过膝，目有重瞳”，后竟因谋反而被诛。曾有友人告我，其兄亦是重瞳，聪慧好学，高中毕业后，在江西南昌全省会考中获得第一名，家人及乡里皆以为荣，没想到还未等到高考，就突发急病死了。
史书常记载贵人出生时都有祥瑞，其中有一种是“异香满室”。如《宋史·太祖纪》载赵匡胤“唐天成二年，生于洛阳夹马营，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太宗记》也载赵光义生时，“是夜赤光上腾如火，闾巷闻有异香”。这两位“兄终弟及”的皇帝真可谓“难兄难弟”了。《辽史·太祖纪》也记耶律阿保机，“及生，室有神光异香”。这些“奇迹”十之八九出于事后的编造，但孩子出生时散发香气的现象倒也的确是有的，然而长大后也未必有多大出息。内子幼时住龙游溪口，邻居将屋子租给一个下级军官的妻子。她生第二胎时，香气四溢，四邻皆闻。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父母极为兴奋，逢人便说。结果呢，孩子长大后，只当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店员。
正因为同样的长相未必有同样的命运，“按图索骥”未必找得到千里驹，相反还可能招来驽马，因此，相术的根基是很容易动摇的。陈继儒《见闻录》云：
袁忠彻二壻，一为盗，死狱中；一覆舟，死于水，二女皆寡于家。忠彻毎为谈相，则妻必叱云：“莫讹言，且相壻之目何在？”曰：“吾能人相，不能天相也。”
面对妻子的责问，袁忠彻只能如此自我解嘲。其父袁珙以相术驰名天下后世，曾相燕王朱棣当为太平天子，坚定了其起兵夺位的野心，这就是袁忠彻由“相二代”成为“官二代”，并为明成祖信任的雄厚资本。不能说袁家的相术一代不如一代，袁珙相明成祖之奇验，我看是揣摩形势所作的游说之辞，恰与蒯通借相术来劝韩信造反的情况相似。据袁珙自言，“尝游海外洛伽山，遇异僧别古崖，授以相人术，先仰视皎日，目尽眩，布赤黑豆暗室中，辨之，又悬五色缕窗外，映月别其色，皆无讹，然后相人。”(《明史》本传)。裸眼看太阳，岂不要看成瞎子吗？明是欺人之谈。一处露假，难免使人怀疑其无处不假。
其实，人的相貌、气质和言谈举止，有许多是后天形成的，与人的地位和生活环境大有关系。《孟子·尽心上》云：
孟子自范之齐，望见齐王之子，喟然叹曰：“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夫非尽人之子与？王子宫室车马衣服，多与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广居者乎？鲁君之宋，呼于垤泽之门，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声之似我君也？’此无他，居相似也。”
地位和生活环境的优越使王子的风度与举止异于常人，而同等的地位和生活环境使不同国家的国君具有相近的风度和举止。但相书却故意倒果为因，将地位和环境养成的人的体态、气质说成是体态、气质给人带来了相应的地位和生活环境。例如，相书上说有福气的人是“背有三甲”、“腹有三壬”的，这不是营养过剩所致吗？现今的小胖墩太多，若以相法论之，岂非个个都是有福之人了？殊不知此乃病也，非福也。又如《诗·鲁颂·閟宫》“黄发台背”，笺云：“皆寿征也。”台亦作鲐，《尔雅·释诂》云：“黄发、齯齿、鲐背、耈、老，寿也。”郭注：“鲐背，背皮如鲐鱼。”疏引舍人曰：“老人气衰，皮肤消瘠，背若鲐鱼。”又《诗·豳风·七月》：“为此春酒，以介眉寿。”毛传曰：“眉寿，豪眉也。”疏云：“年老者必有豪毛秀出者，故知眉谓豪眉也。”相书遂以头发白而转黄，背色如鲐，眉毛变长为寿征。其实这些都是衰老的表现，为年轻力壮之人之所无。不过，有些相书的作者也看出了这一点，在论眉毫时有“二十长，三十死；三十长，四十死；四十长，寿星郎”的修正。他们知道青少年眉毫变长，是未老先衰的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