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衍文（1920-2021），浙江省龙游县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寄庐志疑”专栏刊发于《东方早报》副刊《上海书评》，“我在现实中碰到过好些不易解答的事，早就想在专业著述告一段落后志其所疑”，“如今我所陈述的，多数不能用现代知识解释，少数能解释，但未必得其正解，均有待于之后高明者解之”。人是不是一定会死，这在逻辑上是推不出的。张三会死，李四会死，王二会死，周围的人会死，但推不出所有的人也一定会死。因为你无法穷举，作出完全的归纳。所以当绝大多数人都相信“人固有一死”的时候，偏偏有人相信有人可以例外，这些例外之人就是神仙。比如秦皇、汉武就曾派人到海外去寻找仙人不死之药，而道教炼丹者则认为药不假外求，炼取金丹就足以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我这里要讲三位现代炼丹者的故事，三位失败者的故事。这三位我均未谋面，但和他们的家属、弟子或友人却有所接触，得以了解他们的一些情况。 第一位是现代著名的道教学者陈撄宁（1880-1969）。陈道号圆顿子，祖籍安徽怀宁，世居安庆。清末曾考取秀才，曾从其叔祖研习中医，从其兄学过数理化。洞晓儒、释、道的重要经典，曾游历过多座名山，创立了“仙学”（或称“仙教”），大致活动地点在上海。所谓“仙学”，就是将历代求仙、修仙的实践加以传承、扬弃，从修炼中去加以探索。为了保持“仙学”的纯正性，须彻底排除道经中混杂的儒、释思想成分。道家《庄子》“齐生死”之说也要加以批判，因为有悖于“长生”的宗旨，这与王羲之信奉五斗米道，所以《兰亭序》说“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两者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至于道教中符箓派的规矩，亦自在废弃之列，因为与“不死”无关。陈大师认为古籍中记载炼丹成仙之事未必尽虚，各种口诀确有可凭，认为外丹与内丹同样可取。他曾联合六人进行外丹烧炼实验。足足炼了十年，初为齐卢之战破坏，后因“一·二八事变”而不得不终止。据说，外丹分“天元大丹”与“地元大丹”两种。“地元大丹”又分两种：一种是“黄白术”，即炼金银，不能服食；另一种称“地元丹药”，只是“丹头”而已，也不能服用，须待炼成“天元大丹”方可服而成仙。由于战争，陈只炼到“丹头”阶段，没奈何只能转而研究“内丹”。大师指出，炼外丹，炉鼎中所烧铅、汞皆为实物，而炼内丹，所言铅、汞只是借作比喻。精、气、神，在内丹是正式名词，在外丹中却也是借用。又铅、汞二物，有真、凡之分，初烧出来的称凡，经多次烧炼乃可成真。这说可为苏东坡《寄吴徳仁兼简陈季常》诗之“十年家火烧凡铅”添上一注。内丹之所谓“外药”，仅指体外之气息、感受，以别于体中自有之“内药”，与真铅、真汞无涉。“仙学”与一般道教不同的是修炼分五等之说：一是无疾而终；二是预知死期；三是坐脱立亡；四是出神超脱，或称阳神冲举，如全真道之王重阳祖师和七真皆是；五是白日飞升，精神与肉体不分而合一共举。这才是仙学的最高理想。按《钟吕传道集》分仙为五等，大师或受此影响，而分类和名目又有所不同。大师生前可谓既有道缘，亦有情缘。其妻吴彝珠女士，才貌双全，自美留学归国，与大师相遇，一言而契，志同道合，本欲只以道侣相称，为虑人言可畏，遂宣布结婚，于是从“孤修”（亦称“静修”）而转为“双修”，时人皆称之为“樊刘仙侣”。大师《孙不二女丹诗注》自是为其妻而作，以有切身体会，自较他注为精，为女冠修炼者所必读。不意“道力难将魔力销”，在大师六十五岁时，道侣吴女士终因患乳腺癌不治，“无可奈何花落去”了。大师本人则在1969年“文革”期间，在抑郁中患肺癌去世。生前虽名满天下，曾被选为中国道教协会会长，而却厄于阳九，内、外丹皆炼而未就。然而他有后必胜今的坚定信念，寄望后人能继起超越，最终完成此一功德。大师的贡献，除《孙不二女丹诗注》外，最令人注目的，还是《道藏目录提要及索引》，其他如《黄庭经讲义》等，亦多有可取，足以传史。我与大师无缘相识，但与大师的追随者张竹铭医生却有过半日畅谈。竹铭先生经营翼化堂善书局，《扬善半月刊》、《仙道月报》都是他出资所办，对弘扬道教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后来举家移居美国，入了美籍。1981年来沪处置未了事宜，曾约潘雨廷先生和我一起聚谈，对我们讲了一些大师的情况。我那时对道教的某些文献究系南派还是北派不甚了了，特别是掺杂儒释之说而又影响广泛的如《性命圭旨》之类，张先生告诉我，这书基本是属于北派的。可惜我与他相见太早，那时还未听到陈思卓先生谈他叔父之师“白日飞升”之事，也未听到不练功者也会体有金丹的例子，不然就可征询张先生的看法了。如果说陈撄宁大师是“仙道”修炼的“原教旨主义者”，那么，蒋维乔先生则是融化各派合而为一的“创造性发展”者了。蒋维乔（1873-1958），字竹庄，别号因是子，江苏武进人。少习八股，中过秀才，此段经历，亦与陈大师相同，后弃而重西学，讲变法；在教育界又颇获声誉。因自幼身体不好，尝患肺病咳血，而习静颇有所得，写成《因是子静坐法》、《废止朝食论》，风靡一时，毛泽东年轻时亦尝注意及之。这些基本上还是属于道家北宗的修炼之法。后又著《因是子静坐法续编》，转而改习佛教天台宗“止观法”和六妙法门，这已由道入佛了。但尚觉不够，于1933年从西藏宁玛（红教）诺那上师学大圆满法；1937年六十五岁时，又由圣露上师传法，在南京毗卢寺开顶，持亥母金刚咒。1947年七十五岁时再从贡噶上师习禅密宗之定功大手印、多宝阁妙藏法。对友好及弟子都说自己能出阴神、阳神，可以长生不死。出阴神、阳神，原是道家的说法，出阴神指灵魂出窍活动无形，不能为人所知；出阳神指灵魂出窍活动有形，能被人看到。此说为佛教所无。白教贡噶大师的“禅密双修”，其禅渗入道法，已融合了道教的丹鼎派，因此也要讲究出神、炼丹。竹庄是接受了其教义的。上文提到高倩苹曾对徐棣华说，晚上常来看他们，也指的是出阴神、阳神。棣华不信高有此本事。当时我对藏传佛教所知甚少，听后也觉荒唐无稽。现在知道，出阴神、阳神并不稀奇，但能此者还是难免一死。1957年，竹庄之子蒋海澄被打成右派，竹庄想不通，受此刺激，遂于次年一病不起。无独有偶，雨廷先生的老师杨践形（圣一）先生也是因儿子被打成右派，郁郁不乐，生癌而死的。幼庚说，竹庄一死，其孙继而出生，手腕亦有一颗黑痣，与乃祖生在同一位置。幼庚叹道：“修炼而恋家，去不了西方，祖父却变成了孙子，作孽呀，作孽呀！”我与竹庄先生缘悭一面，但与其嫡传弟子沈北宗先生、其子海澄的同学应锦春女士有过一些交往，略知竹庄之学的传承之况。北宗是上海《易》学研究会会长，又和杨友仁先生（金松岑先生高弟）共同主持“之江大学与光华大学同学会”所办的一所社会学院，来就读的人不少。我是进了文史馆后才和北宗认识的，曾应两位主持人之命到学院去讲过两次课。我尝向北宗问起竹庄先生的转世传闻，他笑而不答。有一次，同馆富寿荪先生约北宗和我一道到他令弟铁耕先生府上去作客，寿荪诗学甚深，诗也写得不错。他说他老弟也能作诗写字，还得到一位高僧秘传，兼擅相术。我们一同上路。路上我问北宗：“你跟竹庄先生练功，有秘传吗？”北宗说：“我是知而不练的，这一点与潘雨廷先生相同。”我问其故，北宗说：“我和妻子早就分手了。”我说：“不是可以‘孤修’吗？”北宗说：“我还想结婚呢。和什么人结婚不好对你说，其实你是认识她的。”我想来想去，只想到他的一位大学女同学，曾做过我学生，现在又成为同事的人，她丈夫早已去世。我想一定是她了。就问他是不是某某，不料他竟勃然大怒，说：“你怎么这样看我！这样的人亏你说得出口，我是非才貌双全的人不娶的！”到了铁耕家，请他相面，北宗一开口就问起婚姻来了。铁耕说：“你加把劲吧！”寿荪私下告诉我，北宗心仪的是某一位女馆老（文史馆馆员互称“馆老”）。我想起来了，这位女馆老曾有一次来找我，问一个典故的出处，怪不得北宗以为她与我相熟，其实我连她尊姓大名都忘了呢，由此也可见北宗对她的一举一动是如何时刻在心了。其实，这位女馆老对他毫无感觉，一切完全是北宗在自作多情，再加油添劲也毫无用处。不久，这位身强力壮、体格魁梧的沈馆老就突然去世了。是知而不练之故欤？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因失恋而郁郁寡欢致死欤？不得而知矣。锦香女士是应成一教授的长女，与竹庄先生的儿子蒋海澄是大学同班同学。她在外地工作，回沪探亲时遇到蒋海澄，蒋对她说：被打成右派后，受不了没完没了的批斗，曾自杀过三次，都是一个虔信基督教的女士为他祈祷，才被抢救过来的，所以他现在也成了基督徒，并劝锦香也入教。我又问她：“你知道他父亲的转世传说吗？”她说：“没有，蒋海澄未说起。”当然，基督徒是不信转世之说的。徒弟既不修其术，儿子又改宗他教，竹庄先生之学的传承也就从此中断了。但其人虽亡，遗著犹在，所著《中国佛教史》还是颇有参考价值的，因为他毕竟是深入佛教内部之人，各宗各派，身体力行，不像今之一二名流，连佛教的起码知识都还不具备，就要高谈佛学，大言不惭地说要撰写什么面目全新的佛教史之类，谁要看他们的书呀！最后要谈的一位是我在《易学大师潘雨廷先生及其师友》一文中提到的“顾大和尚”（见拙著《寄庐杂笔》413-414页）。这篇文字有一些谬误，还被人删去了一节，在此可以作一些更正和补充。顾大和尚名为“和尚”，实际上并没有出家，冠以此称，完全是因其道行之高。须知“大和尚”是佛门对高僧的最高称谓，其位当在上师之上。顾生前也是上海市文史馆馆员，《馆员名录》是这样介绍他的：顾伯叙（1889-1972），江苏淮安人，1956年2月入馆。曾在湖南办矿，从事佛学研究，创办《威音佛刊》。又受唐生智邀办耀祥中学、耀祥农场，任董事长。从这个简单的介绍看不出什么名堂，还是录一段《杂笔》中的拙文吧：除此之外，潘先生还拜过一个藏传佛教的名人，最初我听张大文君的友人顾家干先生提起过他，顾问我：“我的叔父人称顾大和尚，过去达官贵人都去朝拜他的，你听说过没有？”我说我一向孤陋寡闻，社会上的事从不过问的。一次，偶和潘先生谈起，潘说此人就是顾伯序先生，江苏淮安人，后于1956年入上海文史研究馆。潘先生说，他是红教的，学问很好，商务印书馆出过他的书，现在还有门人在整理他的集子。我又看到《李宗仁回忆录》中写到他，知道军阀唐生智对他最为看重，其弟唐生明亦尊他为师，跟他学相术或者其他的道术。据说他们都相信顾大和尚的预言：蒋介石就要大祸临头了。为打探究竟，特让唐生明去晋谒请示，实为观其气色，也认为蒋的确不行了。于是唐生智、陈济棠、李宗仁等联合通电反蒋，结果一败涂地。但李宗仁写到这些事情时，并没有标出顾大和尚之名。也许唐生智以他为机密顾问，不欲让人与之接触吧。李宗仁还写到蒋就任北伐军总司令，阅兵时戎装跨马，方行至唐生智的第八路军前，马突然惊逸，把蒋掀翻在地，被拖出很长一段路。唐因见蒋氏在他的军队面前落的马，所以更激起其野心。又当时这些军阀都迷信扶乩，乩书“机不可失”四字，于是发难决心更大。不意蒋买通陈济棠的空军，致使飞机全部驾逃归顺老蒋，这时才恍然大悟乩语之机巧。我笑说，蒋介石的确败在了八路军手下，但此八路非彼八路，却是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也。这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类例，正史和野史上的记载是很多的。《论语·子张》云：“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这话委实说得最好也没有了，唐生智就是致远而泥，所以闹了大笑话。后来听说顾大和尚原有三个妻子，“文革”中被斗得七死不活，可见虽有神通，可也逃不过这一大劫。多妻，就红教和东密来说，却是允许和合法的。潘先生认为自己得到顾大和尚的指点，可是我想，密教原是“一法不传六耳”的，两人间实际上也好像并未有过什么密授。若说顾于佛教潜研甚深，那是另一回事了。大约在十多年前，商君友敬向我说起，他在老年大学有一个学生是顾大和尚的爱女，想介绍她来见我。然而因循未果，商君不久竟不幸弃世。本以为无缘见面，谁知时隔数年，华东师大沈惠乐教授竟约了顾的女儿到敝舍来见访了。原来沈教授退休后在老年大学上课，学员顾龙珠女士对她很是亲密，一问知是顾家小姐，沈早就听我说起她，于是就有了这次会面。交谈中，我翻开《寄庐杂笔》，对顾女士说：“你堂兄大名顾家淦的‘淦’字印作‘干’，此误出自手民；但令尊的名讳顾伯叙之‘叙’写作‘序’，是我搞错了。”接下来我向她请教：“令尊预测蒋介石即将大难临头，又教过唐生明相术，唐特地去窥测蒋的气色，这些事是否属实？”她点点头。我说，“我的文字被删去了一段，大致是说，预言和观察气色并不能说完全不准，因为到第二年就发生了西安事变，蒋命悬一线，虽未死。腰腿也已受伤，终身未能治好。故虽有误差，亦殊属不易。”我问她对此有何看法，她也只是笑笑而已。我问她：“潘先生说令尊是学红教的，师父是谁？”她说：“潘雨廷虽来磕过头，也不时来请教，可是他搞错了。家父是噶举派，俗称白教的，是贡噶大上师的嫡传。”贡噶的确是白教，然而我后来又听说贡噶曾受诺那嘱托，要他继承红教弘法事业，所以是白教而兼红教，潘先生亦未大误。不过也许贡噶传给顾大和尚的只是白教吧？顾女士又说：“吴中先生曾把贡噶大上师请到家里供奉了好几年，想来所得亦多。”吴中先生也是我的旧相识，同在雨廷先生家里听《易》的，我在《寄庐杂笔》里谈到过他。他对藏传佛教很有研究，且能子平、知大六壬，也会打太极拳。谈起佛教来，总是说各派不论大、小乘，都不全面，只有藏传佛教最为完整云云。人们向他提起佛教方面的一些流行说法，他大都用一两句话就把它们一概否定了。我曾请他给我们讲一点藏传佛教的知识，他总说待有机会再说。我本来以为其所治也不过文人佛学而已，听了龙珠女士的话，才知道吴先生学有师承，还是雨廷先生的师叔呢！但雨廷先生却似全不知晓这一渊源。吴先生曾惠临舍下两次。有一次说，某电视台为他录“倒挂宝瓶”，本欲播放，因故搁浅。所谓“倒挂宝瓶”者，乃趺坐而上腾，以头向下，足朝天，约数分钟后复原，七十老翁而能此，亦可谓难能矣。有一位田景雯女士，常去吴先生家听课，和我也是相识的，陆续告诉我他的一些情况：吴听说拙书中提到他的大名，特地托田代购了一册。吴患了肺癌，动了手术，平安无事，倒是他夫人先其而去了。夫人死后，吴与其女弟子结婚。吴前几年去世，立下遗嘱，所有财产归其继妻所有，子女无分。遗嘱又言死后其尸当在家停放三天再送火化，据说火葬场的人见其尸体柔软而能任人伸屈，颇以为异。死后其续弦夫人犹为人宣讲佛学。我向顾女士说起这些事，不料她早就知道了。我问顾女士：“我在文中说令尊有三位夫人，没说错吧？”她说：“不错，我是二房所生。”我又问她：“你练功吗？”她说：“一直都在练。从来没有中止过。”我见她面容娟秀，不知其为何终生不嫁，就问：“你在年轻时有桃花运，不乏追求之人吧？”她略一沉吟，说：“唐生智的儿子很喜欢我。”我说：“年龄相差太大吧？”她说：“是小儿子。”顾女士说她曾在日本住过多年，回国后很想觅偶成家。以上所述三位炼丹之士，皆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者，蒋维乔先生的修炼法已后继无人，陈撄宁先生的“仙学”则寄厚望于后人，未知其书“藏之名山”，能否“传之其人”,使其终得长生之术否？顾伯叙先生却是中郎有女，能传其学，能幹其蛊；吴中先生的续弦夫人也能继夫弘扬其教。不知二位女士都会有新的发现否？其败其成，匪我思存，但其信念的坚定、信仰的虔诚则是值得尊敬和尊重的。
作者：刘衍文（1920-2021），浙江省龙游县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寄庐志疑”专栏刊发于《东方早报》副刊《上海书评》，“我在现实中碰到过好些不易解答的事，早就想在专业著述告一段落后志其所疑”，“如今我所陈述的，多数不能用现代知识解释，少数能解释，但未必得其正解，均有待于之后高明者解之”。舍利是释氏成道的表征，金丹乃道家修炼之所求。于此二者，世俗相传如是，而我之所见所闻，则有同有异，谅必“科”“迷”相杂、真伪同存，也许这正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常态吧。一、舍利佛书说舍利必须依戒、定、慧熏修日久，积无量功德方能修成，在火化后呈现，形状多样，大小不一，五色缤纷，光彩照人，有的如钻石、珍珠，有的如水晶、玛瑙。数目则因人而异，坚度则关乎修持。佛祖舍利坚不可摧，其下诸佛、菩萨、罗汉、高僧的舍利则以此递减。张宗子名言云，“慧业文人，名心难化”，“则其名根一点，坚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犹烧之不失也”（《梦忆序》）。取譬于此，少时读之，觉其造语奇警，至今九十，犹未略忘。后来舍利也屡经寓目，其形其色，果如佛书所言。据说，白色为骨舍利，黑色为发舍利，赤色为血肉舍利，亦有综合而成杂色者。暗处皆有光，由于是成道的证物，供奉者皆顶礼膜拜。上文说到唐宛音师傅遗有舍利三颗，这三颗舍利，遗示分赠三位徒弟，但由于同门间关系不睦，未能遵办。报纸上常有佛塔地宫发现舍利的报道，奉为国宝。当然，这些舍利既被如此珍藏，自然意义重大，值得子子孙孙其永宝，但如说这些舍利有什么神奇或灵异，则非孤陋寡闻如我者闻见所及。今人火化后有舍利形成的，印象深刻的记得有以下两件，一僧一俗：一僧是召乌力吉喇嘛。据《南方周末》所载，1993年5月7日晚九时许，沈阳实胜寺高僧召乌力吉师徒四人去火车站，欲赴辽宁阜新瑞应寺主持佛事。长老忽觉两腿不便，脸色异样，其徒欲背其上车，为列车员所拒。待徒弟打好电话，长老却已圆寂，医生诊断为无疾而终。遗体于9日送入文官屯殡仪馆火化。火光呈绿色，叭叭作响。取骨灰时，发现炉内有流动液体，迎风凝固，有红、绿、白等色结晶体数十枚，大者如黄豆，小者如米粒，还有若干大小不一，其色五彩，状如珊瑚的“舍利花”。照这样说，召乌力吉应该是成佛无疑的了，但长老并没有预知死期，从其死前还想出门可知。死前且两腿发软，不听使唤，亦非成佛之兆。道教尝讥佛教徒终日静坐，修性而不修命以致腰脚不健。《南方周末》则议论道：“一个长期缺乏营养与缺乏运动的人，体内会有结石，经火烧后便会产生各种颜色的结晶体……从医学角度认定是病态的具象。”这比道教的批评似又更为严厉了。一俗是曾任台湾防务部门主管的俞大维。他是大学者陈寅恪先生的表弟，读书十分聪明，文理皆通，人品亦极高尚。文，自然是家学渊源；理，则大半出于天赋。他是得到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又入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及数学。后来还再度赴德学习军事，包括兵器制造、战役分析，尤其是弹道学等。假如他不放弃其专业，即就哲学一门来说，成就也决不会在冯友兰、金岳霖、贺麟辈之下。然而竟不知怎的鬼使神差，让他错位去管了军事。在1958年“万炮震金门”时，有一米粒般大小的弹片击中他的后脑部，嵌入脑壳而未能取出。1993年去世，死前五个月皈依佛教，法名“净维”。死后火化，竟发现骨灰中有舍利一百多粒。当然，我说舍利无甚神奇也是相对而言的，小小灵异确也见诸近世文字。民国二十三、二十四年间报纸上有一篇报道，我曾剪贴保存，后因避日寇流窜失去，今只能略记大意：说是某地造铁路，掘地发现有许多舍利，诧为奇观。接着便引日本科学家的研究，说舍利分雄性和雌性二种，雌雄二舍利置于一处，还会生出小舍利来。近读谢冰莹女士记其亲历之文，言某法师赠其舍利子，能生出新舍利子来云云，足与前说互相印证。“女兵”之言，谅非诳我。但万物有真必有假，尤其在某物为世人看重宝爱之时，赝鼎必应运而生。据说现在台湾竟有用磷酸盐人工合成舍利的工艺，且已获得专利。至以舍利之有无多寡定道行高下之说流行，作伪之事也就屡见不鲜了。根山信佛，他告诉我，建国前，有一位高僧（姑隐其名）自知死期，举行火化仪式，信徒来观拜者无数，高僧从容微笑；火化后，众人都仰见他在空中出现，合十向大家行礼，然后乘云冉冉向西而去，骨灰中留下舍利无数云云。他说这话时，恰好幼庚亦在旁，听后不禁大笑。这位高僧的事情，他听他父亲说起过，朗西先生当时也参与了这个火化仪式，而且事后还得悉内情。幼庚问根山：“你亲眼目睹了吗？”袁说：“没有，人家都是这么说的。”幼庚说：“全不是这么回事。老和尚病入膏肓，医不好了，徒弟们遂约摸估计了一下，先期宣布了圆寂日期。但时间已到，老和尚还没断气，于是众徒生生地把他抬上座位，摆好姿势，固定了强行火化。他是无可奈何，哪里有什么圣灵出现呢！”我不禁想起贾岛《哭柏岩和尚》诗：“写留行道影，焚却坐禅身。” 当时有人嘲笑他诗有语病，是“烧杀活和尚”，谁知在后世真有这样“烧杀活和尚”的惨剧出现。幼庚又说，舍利虽不常见，却也不少，一般庙里都有收藏，有些和尚坐化，惟恐烧不出舍利，让信徒有失落感，就预先在其袋子里装上一把舍利，火化后捡出，向人展示，说：“大和尚舍利无数，功德圆满，成佛了，成佛了！” 幼庚也是笃信佛教的，倒“不可罔以非其道”。二、金丹吴兆祥、张玲编著的《气功天地答疑》是一本介绍气功的常识书，写得通俗全面。但在 “什么叫炼丹，什么叫丹田”一题中却说：“‘丹’是道家的说法，佛家称作‘舍利子’。”这就未免大错特错了。金丹与舍利子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与佛家搭不上边的。只有禅宗的入定，因需调息，似与金丹关系最为接近，也许受到道教的影响吧。但奉佛者都讳言其因袭之迹，甚至造伪经来证成其事。为了脱离“生老病死”，佛教有佛教的做法，道教有道教的做法。佛家所求在死后，道家所求在生前。所求既在生前，则长生不老、白日飞升等自然成了道家的终极追求，于是炼丹服食、吐纳导引之术被一一“发明”了出来，并不断加以发展。关于修炼能够延龄这一点，前人怀疑者较少，但对神仙不死之说，则质疑者颇多。如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七有云：人不死者，名列仙籍矣。然赤松、广成，闻于上古，何后代所遇之仙，皆出近世，刘向以下之所记，悉无闻耶？岂终归于尽，如朱子之论魏伯阳耶？娄真人近垣，领道教者也。尝以问之，亦弗能答。赵翼也有类似的怀疑，《瓯北集》卷一《古诗二十首》之四云：仙者长不死，元会为冬春。安期羡门辈，宜其至今存。何以五代来，但闻吕洞宾。从前度世者，无复示现因。岂非佺乔流，世远亦就湮。多活数百年，终归堕劫尘。这都是假定神仙实有而发的议论，在这同一前提下，李贺《官街鼓》的“几回天上葬神仙”似乎已预先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即神仙也是会死的，不过寿长于世人而已。如果否定了神仙的存在，纪、赵二公的问题就应该由神话学者来回答了。尽管“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但修持得好，寿命会超出常人数倍之说，我的几个自然科学界的朋友却都是认可的。他们的理由是这样的：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有一个松果体，男子大约在十六岁左右，女子大约在十四岁左右，松果体最为饱满强健，此后就逐渐消耗而变小，人也就逐渐衰老了。修炼（做气功）的作用就是延缓松果体的消耗速度。有道之士之所以会有长生之术，就在于松果体的驻存比较持久。倘能在松果体最充实时即行修炼，坚持不懈，那就可以长久健康地活下去了。把松果体指为长寿的关键，而不问其他的器官和组织，不知其根据何在？姑妄听之吧。修炼延年既得肯定，但“白日飞升”呢？难道人还能不假飞行器而克服地球引力吗？有一次，我和同事陈君思卓同去雨廷先生家听《易》，谈起“白日飞升”，陈说他叔父的师父就是这样离开人世的，这不仅为他叔父欢送时所亲见，当时在场的人也有目共睹。其叔父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与林彪同届，但很早就解甲归田，随师修炼了。陈是学物理的，尝就读于蓝田师范学院，听过钱默存先生的英语课，和我谈过钱先生的一些轶事，已记于拙著《寄庐杂笔》中。当时我听后不禁发生疑问：“不是在搞魔术吧？如《聊斋志异》中的《偷桃》那样？”思卓摇摇头，对飞升事深信不疑。潘先生还以《易》理加以推阐，顺便还讲起劳山道士穿壁的故事，用量子学说解释其原理。潘拿出一张他与北京中医学院一位女生的合照，说曾亲见这位女生穿墙而过的演示，女生因功夫不太成熟，事后还头痛了许久。人体不是X光射线，怎么能穿透固体呢，我怎么也听不明白。后来，大卫·科波菲尔到中国来表演穿越长城，用帷幕遮着，靠灯光掩映，那个姑娘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潘先生诚笃君子，不会骗人的，恐是为人耍魔术所欺吧？我曾和胡君中行谈起此事，胡君说认识一山东来的和尚，有穿墙之术，要带他来舍下演示。谁知那个“穿墙僧”一会儿说事忙，一会儿说要出国了，竟似躲着我似的，没有给我这个眼福。老人习惯，话又说远了，再拾起“金丹”话头吧。炼气、服食，皆古已有之，发展成炼丹，却是较晚的事。金丹分外丹与内丹两种，外丹又分水炼和火炼两种。水炼指取药物溶解后静闭加热。《道藏》中有“三十六水法”之说；火炼法则用烧、烤、烘、焙，程序繁复，不是专业研究者，犯不着去深究的。一般的说法，是先有炼外丹之术，后来感到此路不通，才转向内炼丹的。鄙见则稍有不同：帝王及富贵之家自然选择外丹，一方面花得起大钱，一方面用不到自己炼，别人炼成自己吞服即可；若要炼内丹，练功夜以继日，吃不了这么多苦头的。而老百姓则缺乏巨资，自然选择不用花钱的内丹。宋以后内丹逐渐风行，但宫廷、达官贵人和富贵之家炼外丹者仍世代不绝，即是一证。许多笔记和话本中都有描写黠者借替人炼外丹骗钱的故事。《古诗十九首》云：“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当时讲的药还不是炼外丹，只是一些所谓的“不死药”而已。前人既为所误，后人为何不能引为教训呢？主要由于这些药物有一时的小验，如健身、驻颜之类，但最终服食者往往都因慢性中毒狂躁而死，药性厉害的，甚至能一服致命。古之帝王，欲求长生久视，颇多枉死于此者。再说内丹。内丹有清修和双修之分，而男女之异，修炼之法又各有别。我尝与宁波才子林炳炜到其表弟家，其弟妇原为杭州宝石山的女道士，她自称得孙不二嫡传，常与理学大师马一浮谈道，解放后还俗而嫁。我问她现在还继续修炼否，她说：“在这环境下还有可能吗？”我又问她以前修持获得了怎样的境界，她也含糊应对。上文提到过我小时的朋友饶宗祥，他倒是修持不断的。当时我经常碰到他和一个徽州人一起谈玄，而这位先生大约看我年纪小，对我爱理不理的。宗祥背后对我说：“他自以为即将九转丹成了。我告诉他：早着呢！只到六转。他失望得很。”我来沪后，与宗祥失去了联系。1986年10月，我回乡参加余绍宗研究学会成立大会，曾问起饶的熟人，知其一直在修炼，大家都喊他“老佛”的。但大约在1983年左右，因走火入魔，自焚而死。由此可见：炼外丹“常为药所误”；而炼内丹，调节不当也会同样殒命。正如炼外丹有许多派别那样，炼内丹亦然，因此，同是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张伯端的《悟真篇》等，就有许多不同的注解。随着时代的发展，受佛教影响，丹经也与时俱进，不断修正。如明尹真人述、其弟子所录之《性命圭旨》，就以道为主，而融会了儒、释、道三家。修炼之法，也从先性后命到先命后性，一直到性命双修；从外丹到内丹，又折衷到内外合修。而所谓外丹，又有三种内容：一是思想意识上的。必须道德高尚，行善积德，度人自度方可；若只求独善其身，就决不能成道。这已向佛教大乘靠拢了。二是内丹修成，再继续修炼，于内丹之上更成一丹，用以护卫内丹，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外丹。三是修持非素食不为功。道家修持本不须素食，因受佛教冲击，遂亦大谈茹素之益。但据潘雨廷先生说，人体中有某些营养成分是素食无法获得的，非要到六转以后，才能自己合成。但藏传佛教中的宁玛派（红教）、萨迦派（花教）、噶举派（白教）等，却都是不素食也不讲炼丹的，唯讲禅密双修的一派除外。辛亥革命后曾广泛流传现已很难得一见的《观世音菩萨成道宝卷》，顾名思义，是宣传佛教的通俗读物，但其内容，却在说观世音菩萨炼丹的各个过程和境界，可谓是外佛内道之书。又钟山黄太鸿（笑苍子）和西陵汪象旭（澹漪子）同笺评的《西游证道书》则更将唐僧师徒的取经经历附会为修真的全过程。三十多年前，上海的名中医陶斗元先生及其嫡传弟子虞民刚似即本此加以发挥，创立了“《西游记》气功研究会”，由虞主持，陶则到会进行指导，一时听者甚众，我与潘先生都受到邀请。听讲者每听一次，即获得陶所著之《西游记》气功研究讲义一份，一共发过四份，都是陶所著而虞为之整理的，全稿似尚未完成。我原留有一份，可惜在“动迁”搬家时丢失了。陶与会两次后不久即去世。虞则经常来舍下光顾，他胸无城府，直爽随和，谈话间意见不同，说他的话重了，也绝不生气。虞自言能预测，其言有验有不验。虞随后与顾毓瑔先生也相熟了，毓瑔先生向其兄毓琇先生提起过虞，毓琇先生也很感兴趣，大约因爱女车祸去世而伤心过甚之故吧，其时正研禅、习气功以求解脱。虞告诉我此事，以为我与毓瑔先生是不相识的，我告诉虞，我不但与他熟识，而且和他续弦的夫人，住在澳门的画家曹曼琪女士还有过交往呢！毓瑔先生在民国时代曾任工商部长，虽是起义人员，但在“文革”时却被算旧账，押入囹圄，饱受折磨。因膝下无儿，夫人生活无着。这时，他家的保姆不但不要工钱，反而负担起夫人的生活达三年之久。我笑问虞：“你测得出顾先生的这一段往事吗？”我曾到顾家作客，座客皆对这位保姆的高尚道德赞叹不已，她却谦逊说万不敢当。而这时毓瑔先生在旁已老泪纵横了。我请虞与毓瑔先生再见面时，代我向他问好，也向其保姆问好。万万料不到的是，这竟是虞与我的最后一次见面了。有一天，他忽来电：“我已查出癌症，完了，完了！” 即刻就挂下了电话，其他什么都没说，素来自信大丹可成的他精神是完全崩溃了，从此音讯全无，估计已不在人间了吧！因为至今虞和他的师父一样，谁也没有见到过他们的“灵迹”，金丹就更不用说了。不过说他们“尸解”，总是错不了的。三、天生内丹“尸解”之说，只是道士对死的讳言而已，不论怎样死，都可成为遁词：淹死是水解，烧死是火解，刀杀是兵解，活埋是土解，囚笼里站死或乱棒打死是木解，如此等等。各种各样的死法，都是成仙的途径。古代常有仙人死后开棺不见尸而只留手杖或双履的传说，如今一个普通魔术师也能当场表演给你看。尸解既难征信，金丹似亦渺茫，但有人告诉我，有两位不曾修持的人，体内竟都有“金丹”存在。一位是有特异功能者，一位却什么都不是，只是长寿而已。一位是刘女士。她的父母都是局级干部，在“文革”时期，双亲都受到冲击。她那时彷徨无计，日以《圣经》为伴。晚上睡觉，即置《圣经》于枕下。忽然有一天发现自己能视人脏腑，某处有病，某处有损，历历在目，同时也有了一些预测的功能。她去美国探亲时，当地华文报纸《世界日报》曾一度频登有关她的专题报道。刘女士是复旦大学分校毕业生，著名作家戴厚英是她就读时的老师。刘曾预先提醒过戴不要轻易让人进门，戴也曾向人提起刘对自己的警告。待戴与其侄女被人残酷杀害时，查出凶手竟是戴过去中学老师的孙子，好多人都得悉有预言一事，而不知向戴进言的人正是这位刘女士。我的朋友陈工程师有特异功能，他也是在我家认识刘女士的。一次来舍下说，他对刘女士说：“你体内有金丹。”刘说：“我没有呀。”陈就说：“你不信，我就把它拿出来给你看。”于是便做了一个取物在手摊给她看的动作，刘果然就看见了，从此还能用意念运送金丹为人治病。陈工说，有一次刘女士的金丹被人盗走，是陈把它追回来还给刘，并给盗者以惩罚的。陈工是日日练功的，却不曾炼得金丹；刘不练功，凭借天赋却有了金丹，但有而竟不自知，须待陈揭出才能运用自如。这也是怪事。我的一个孙子小时经常犯胃痛，都是刘女士以远距离发功的方法把他治好的，痛得厉害时，远距离不行，则到她家作近距离的意念治疗，病情即行缓解。有一次我儿子有病，肺部拍片有阴影，医生怀疑患了肺癌。当时刘在美国西雅图，与我通话，我即请其遥测，她说：肺的纹路较粗，但决不会是癌。结果果符其言。另一位即是上文提到的曹藕芳女士，已于2011年冬去世，享年九十八岁。她生前常来舍下串门。有一天，一位有特异功能的宋女士到舍下来，偶见曹，就立刻对我说：“她身上有金丹呢！”我说：“她从不炼功，哪里来的金丹？”她却坚持说“有的，有的”。我曾问她：“你自己有没有金丹呢？”她说没有。宋女士本来家境不错，住的是花园洋房，十年浩劫中被扫地出门，当时父母双亡，她又生了肝炎，发高烧，迷迷糊糊的，眼看就要失去知觉了。这时忽见一个外国人，把头伏在她的脸上，她不禁大叫一声，醒来后就能透视人体、预测未来了。她没有工作，我曾介绍她到一家香港人办的企业去做顾问，很受信任，请其预测的人很多。数年之后，为老板娘所疑而辞退。以后她与一个俄罗斯同好相恋，结果婚未结成，功能却已退尽，泯然众人矣。是否获特异功能而不练，功能就会日渐萎缩；是否一有男女之情，功夫也会逐步衰退呢！那不是我能回答的了。不练功而天生自有金丹的人，在道书中似未见记载，但在今人所著书中却有所披露，作者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干部，所述为其练功心得。书中说，有些人体内是有金丹的，但如不炼的话，有等于没有，不过比一般人多活几年罢了。此说恰与我所见相符。但这天生的金丹究竟是怎么形成的，书中似未提起。本想再取出其书温故知新的，但却遍寻无着，连作者姓名也忘却了。甚矣师丹之善忘也！我颇怀疑这天生的金丹大概是“玄关窍”中被打开了的“玄珠”，宗祥自言早就到此境界了。但“玄珠”只是金丹的“胚胎”而已，并不是能够不劳而获的，而且获得以后废而不炼也会逐渐消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此只能存疑了。
作者：刘衍文（1920-2021），浙江省龙游县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寄庐志疑”专栏刊发于《东方早报》副刊《上海书评》，“我在现实中碰到过好些不易解答的事，早就想在专业著述告一段落后志其所疑”，“如今我所陈述的，多数不能用现代知识解释，少数能解释，但未必得其正解，均有待于之后高明者解之”。我常常说，若以推命而言，眼睛亮的不如眼睛瞎的，在这件事上，我们应该“问道于盲”，这是有实例可言的。盲人也各有师承，各有秘受。有的能知人排行第几，有的能道其父母近况，有的能预言升学成败。我家邻居有个女孩在贵州插队，找当地瞎子算命。瞎子说她是第四胎，她说：“不对，我是第三胎。”瞎子说：“我是不会错的，你上面还有一个哥哥，流产了。”回家一问父母，果然如此。内人同事的丈夫戴了右派帽子，发配西北某地作会计，被人劫财砍杀。她的两个女儿和儿子，几次到女盲人叶美丽处算命，一报八字，叶每次都说：“你父亲是被人杀死的。”“文革”后恢复高考，南昌有四个女生报名应试，考后结伴去问一个瞎子能否录取。价格十分便宜，每人只要五毛钱。算下来，瞎子说其中一人不会录取，三人可以录取，但有一人录取后母亲要死的，一人能录取却不会去读。发榜后，一人下第果如其言，但只有两人接到录取通知。一人顺利入学了，而另一人却因体检查出有严重肾炎而不能入学。然而，那个说录取后要丧母的却没有收到通知，总以为这个算错了。不料过了三个月，各大学都纷纷开起“分店”，这女孩竟被同济分校录取了，真是喜出望外。谁知报到后没几天，就接到家里电报，母亲心肌梗死去世，遂又急忙奔丧回乡。这故事是那个被录取而因病不能入学的女孩亲口和我说的。记得在四十年前，内人的舅母曾依绿女士来沪，曾说起她和女伴玉蓉一起到衢州一个有名的瞎子处各为其子推算婚姻之事。玉蓉对自己的准儿媳极不满意，但儿子却非常喜欢，所以她一心巴望这门婚事告吹。舅母则对未来的儿媳非常中意，且婚期在即，只想听听婚后如何。不料这瞎子掐指一算，竟断言这两个都不是她们的儿媳。玉蓉真是求之不得，但不信竟有此事。舅母则连婚宴请帖都已发出，所以也深表怀疑。瞎子接下来还对舅母说，在开年冬至前，你儿子谈的人都不是你的儿媳。结果呢，玉蓉如愿以偿，儿子和对象婚前分手。舅母的准儿媳则居然就在婚礼的那一天戏剧性地不肯上门了。后其子经多人介绍对象，几乎有十来次之多，却都做了无用功。真的直到过了那年冬至，婚事才真正告定。现在，舅母的曾孙已在美国读中学了。这个瞎子算得如此灵验，而我在衢州这么多年却不知道家乡乃有此人，遂向时任衢州市政协副秘书长的友人傅春龄打听。他虽对此也深感兴趣，竟问不到其人姓甚名谁，住在哪里。后来我表弟徐之汉来，问起此人，他倒是知道得清清楚楚。春龄是上层人士，之汉是一介平民，见微可以知著，下情之上壅可见一斑。之汉说，其人姓徐名根土，人都以徐大胖称之。“文革”时为算命事斗他，他承认是骗人的。“文革”后重操旧业，人们揭他老底：“你不是说过都是假的吗？”他笑了，说：“假的去了，真的来了。”知道情况后，我托另一表弟罗诚去为我的几个儿子推命。罗诚一早就去，竟像医院般需要排队挂号。排到后，一算就是四人，后面人见了就吵将起来，不让他多算，结果这天只算了两人，只好次日再去挂号。四个命造，罗诚都一一为作记录，有些算命术语，罗诚不懂，只能用同音字录下，好在我是一看便知的。徐大胖算得很草率，只谈一点大的，其馀都含糊过去。这我理解，就如江湖医生为了多赚钱不肯一次把病人治愈一样。徐根土的推算，有验有不验。我的儿子的命，两个算得很准，一个谈不出什么，老四的命，竟在匆促之间当成女命算了，别人看不出，我是懂的，于是又托罗诚去重算，结果徐只说了一句话：“今年要进公安局的，好在你家为人好，没有多大关系。”我不禁呆住了：儿子安分守己，如何会落到这步田地呢？老四当时在山西太原打工，一天晚上，工人打麻将赌钱，儿子觉得疲劳，就去睡了。不料警察夜里来抓赌，把包工头、赌博的和看赌的全都捉将官里去。警察见我儿子躺在床上，稍问了几句就走了。虽颇受惊，却未进“庙”，徐大胖之言只算搭了条边。第二年，我又托罗诚去算，徐竟又是那一句话：“今年又要进公安局，有些麻烦，但不要紧。”这回是一场车祸：他夜搭经理开的车回家，不料半途撞倒一人，儿子作为下属，赔偿事宜全都由他到公安局去代为办理，局里进进出出的，足足耗了一个多月。又过了一年，我仍托罗诚去算，不料还说要进公安局，且说有不少麻烦。这回竟又是一场车祸：他晚上搭乘女老板开的车回家，不料遇到一人提着大包横穿马路，刹车不及，那人不幸被当场轧死。其妻是残疾人，还带着一个弱智儿子，本已度日维艰，丈夫一死，更是处境凄凉。但她笃信基督，基督徒不信命运（如果人的命运不可改变，上帝就不是全能的了），相信上帝的安排总是最好的。举行葬礼时，很多教友都来参加，给她莫大的安慰。她并没有要求过多的赔偿，相信丈夫已经脱离苦难，进入天国。我曾向肇事老板建议，如业务有进展，应多多帮助此家，而她却含糊其辞。这不禁使我想起耶稣的名言：“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不过她没有假意应诺，倒并不虚伪。不久，儿子也就辞职另寻啖饭处了。我以前也算过儿子的命，可是我绝对推不出他这几年的遭遇。虽然狱讼之事在传世的算命书上也有判断之法，但儿子的大运与流年却均与之无涉，不知徐大胖究竟有什么秘诀。这使我非常折服。相比之下，自知这方面的程度只有幼儿园水平，却还有许多人上门来要我为他们推算，真正觉得虚名无实、误人不浅了。谁知友人还告诉我，竟有人在西藏南路光明中学门口，自称“刘衍文”，为人算命骗钱呢。徐根土十多年前因患眼皮癌去世，家乡太小，想来不会有人冒名顶替吧？盲人因师传的不同，各有绝招，也绝不交流，但却也有行内共同的秘诀。俞樾（1821-1907）《春在堂随笔》卷八云：术者以日推时，则有“五鼠遁”，如前所云是也（按即甲己还生甲，乙庚丙作初，丙辛戊子起，丁壬庚子居，戊癸从何起，壬子上推求。以皆从子起，故谓之“五鼠遁”）以年推月，则有“五虎遁”：凡甲己年始丙寅，乙庚年始戊寅，丙辛年始庚寅，丁壬年始壬寅，戊癸年始甲寅。其术皆主浅显。惟以年月推其日，则虽精李虚中之术者不能知，而瞽者屈指推算，不劳而得之，不知其何术也。或言是有秘诀，不以授人，人亦不可轻学之，学之必损其目，殆或然欤？坊间所刻《子平渊鉴》等书却亦载有一法，其法视九年前正月朔日是何幹枝，大月顺数五幹九枝，小月顺数四幹八枝，即本年正月朔日幹枝。二月以下视此。视本年十二月朔日是何幹枝，上月大，逆数五幹九枝，上月小，逆数四幹八枝，即九年前十二月朔日幹枝。十一月以上视此。余用此术推之，同治十二年正月小，辛巳朔，顺数四幹八枝，至光绪七年正月，得甲子朔，光绪七年十二月己未朔，十一月大，逆数五幹九枝，至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得乙亥朔，其法信不谬矣。然月之大小，非观宪书，岂能记忆？且不能推知闰月，则仍不能无误。彼瞽者所用，必非此法也。余尝用此法校杜氏《春秋长历》，从隐元年顺推隐九年，不合者三月，又从隐十一年逆推隐三年，则无一不合。杜氏本不知历法，惟以经传所书月日前后推排而成。此术隐元年之不合，殆由杜氏失之。若改为五月大，六月小，七月大，八月小，九月大，十月小，则亦无一不合矣。但俞曲园有所不知，瞽者以年月推日干支，能“不劳而得之”，若不知二十四节气的时刻，仍然是不能推命的。同一节气在阴历的日期年年不同，依阳历虽可大致确定其日期，而所交时刻亦年年有异。如以立春而论，去年（2012年）为阳历二月四日十八时四十分( 农历正月十三日)，如酉时（十七点到十九点）所生之人，在十八时四十分前出生，就算是去年所生，四柱为辛卯、辛丑、乙未、乙酉；如在这时间点后出生，八字就是壬辰、壬寅、乙未、乙酉，竟是来年生人了。若生在这天的零时到一时之间，四柱就是辛卯、辛丑、乙未、丙子，若生在这天二十三时到零时之间，这叫夜子时，四柱就是壬辰、壬寅、乙未、戊子，超过零时，四柱就是壬辰、壬寅、丙申、戊子了。总之：在年的节气点（立春）前后所生之人，年份要差一岁；月的节气点（如惊蛰、清明等）前后所生之人，月份要差一月了；在日的分界点（零时）前后所生之人，相差就有一日了。这样，八字的干支就完全变了。何时交节气，有目之人非倚仗万年历不可，而瞎子居然都能不检而知，不知其奥妙何在。友人饶于安先生有一金姓学生，其父是盲人，据说国内外来求其推算者甚多。饶先生曾带我和潘雨廷先生到他家去求教。只要说出一个农历的日期，其父立刻就知道是公历几月几日和星期几，公历转农历亦然，还能知道二十四节气的时刻。不过其绝招仅此而已，谈命则没什么灵验的。有一次，我和毕修勺、唐秉珍等到天文学家李珩先生家作客，谈及此事。李先生说，何时交节气，天文学上只能靠复杂的计算，还要靠仪器观测来校正误差，万年历上所记只是大致的时间，并不精确。瞎子的窍门究竟何在，他也不得其解。我想，也许事情并没有这么复杂吧。我们靠的是万年历，恐怕瞎子也不能例外，不过不是直接查而是间接用罢了。来算命的百岁以上老人为数定稀，那么只要能背出万年历上所记今年以前不到百年的节气时间，就足以敷用了，至多不过一千两百个罢了（十二“中气”算命用不着，不用记的），盲人性专，定能记忆。今年以后的节气，则每年增记十二个，想来更不在话下。至于阴历日期与干支记日的对应，只要记住每月初一是何干支就可以了。编几句口诀，运多种联想，记住这些数字并非难事。人的记忆力决不能低估，报载如今有人竟能背圆周率小数点后第六万七千八百九十位，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呢。老人絮语，不能自休，说了这么多，人们会问，那么，子平之术究竟可信不可信呢？赵翼《静观二十四首》之十八云：大桡造甲子，初但以记日。兼记岁月时，至汉始画一。干支配五行，尤出方士说。乃以推生命，及凡择凶吉。就其生克理，参以推算术。趋避前民用，往往百不失。岂非廿二字，早默括阴骘。信哉古至人，神明过仓颉。（《瓯北集》卷四三）“干支配五行，尤出方士说”，已在张维屏之前指出这是后世方士的附会之谈，但接着竟说：“趋避前民用，往往百不失。”居然肯定术数的灵验性。子平之术，既然其理论基础荒谬如此，但为什么自古至今还会有算命神验的故事不断产生呢？我想，也许人的命运正和星球的运转相似，什么时候要碰到什么事，都是早已注定了的。而子平之术实际上是一种经验之谈，其五行生克的推算方法乃是比附上去，与之风马牛不相及的。其灵验，正如中医的理论也采用摸不着、抓不住的五行之说，而依然能治病救人一样。不过，人的命运肯定与其所处的时间与空间有关，这则是毫无疑义的。和现代物理学一样，子平之术注重的也是时空（出生时刻须依当地时间为定，如此则空间亦考虑在内）。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论语·子张》）对于算命之术，我们也不妨作如是观。
作者：刘衍文（1920-2021），浙江省龙游县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寄庐志疑”专栏刊发于《东方早报》副刊《上海书评》，“我在现实中碰到过好些不易解答的事，早就想在专业著述告一段落后志其所疑”，“如今我所陈述的，多数不能用现代知识解释，少数能解释，但未必得其正解，均有待于之后高明者解之”。人的命运真的可以推算而知吗？正史、野史里有关算命术灵验的事可谓汗牛充栋，不过书上的记载，大多本诸传闻，且加缘饰，难以完全置信。周煇《清波杂志》记宋徽宗迷信算命术，挑选官员前先要命术士推算八字，再决定是否任命，作者评论说：“死生祸福贵贱，各有定分，彼焉能测造化之妙？”（卷三）显然，周煇是相信有命运的，但却不甚相信命运之可推。至于何以不可，他并没有从子平之术的立论根据上加以驳斥。清人张维屏（1780-1859）则在这方面挖了算命术的老根。近人柴萼《梵天庐丛录》卷二七《八字》条云：世之谈星命者，每以所生年月日时之干支，配成八字，谓可推测将来之寿夭祸福，其荒谬本不值吾辈一笑，惟愚昧者信之。按：天皇氏创干支，干，幹也，支，枝也。取义于木之干支，大桡取以配合，创为甲子，所以纪年月日时之用，与人之休咎渺无关系。清张维屏曾作《原命篇》驳之，云：“推年月日，始于唐之李虚中；推年月日时，始于宋之徐子平。干支何所昉乎？昉于唐尧之元载，《通鉴前编》本经世历定为甲辰，《竹书纪年》则以为丙子，《路史》则以为戊寅，《山堂考索》则以为癸未。是则今所据之干支，其为此干支与否，亦尚未可知也，而谓人之命在是，噫，其惑也！”张之驳命，可谓要言不繁，其它理证，亦不必列举矣。原来，子平之术将天干、地支各以五行相配，如甲、乙属木，丙、丁属火，寅、卯属木，巳、午属火之类，推算时根据的是八字的五行生克。既然干支起始的第一天就有不同的说法，那么，每一天所属的五行就不靠谱，怎么能根据如此一笔糊涂账的干支演绎而推呢？宋末的爱国志士文天祥（1236-1283）,矢志抗元，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却也笃信算命之术，但不乏怀疑精神，曾从八字相同、命运不可能相同这一点对算命之术提出了诘难，他在《又赠朱斗南序》里说：甲己之年生，月丙寅；甲己之日生，时甲子。以六十位类推之，其数极于七百二十，而尽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七百二十之日时，则命之四柱，其数极于五十一万八千四百而无以复加矣。考天下盛时，九州主客户有至千四五百万，或千七八百万，荒服之外不与焉。天地之间，生人之数殆未可量也。生人之数如此，而其所得四柱者皆不能越于五十一万八千四百之外。今人闾巷间固有四柱皆同而祸福全不相似者，以耳目所接推之，常有一二，则耳目之所不接者，安知其非千非百，而命亦难乎断矣。且夫五十一万八千四百之数，散在百二十朞中，人生姑以百岁为率，是百岁内生人，其所受命止当六分之四有奇，则命愈加少，而其难断亦可知矣。尝试思之，宇宙民物之众，谓一日止于生十二人，岂不厚诬，而星辰之向背，日月之远近，东西南北天地之气，所受各有浅深，则命之布于十二时者，不害其同，而吉凶寿夭变化交错正自不等，譬之生物，松一类也，竹一本也，或千焉，或万焉，同时而受气也，然其后荣者、枯者、长者、短者、曲者、直者、被斧斤者、历落而傲年岁者，其所遭遇了然不侔。夫命之同有矣，而其所到岂必尽同哉！然则参天地之运、关盛衰之数，此其间气，或数百年，或百年，或数十年而后一大发泄，必非常人所得与者，于五十馀万造化之中，不知几何可以当此，而天地宝之不常出，鬼神秘之不使世人可测知也。呜呼！论至此，则命书可废也耶？（《文山集》卷十三）明初宋濂（1310-1381）作《禄命辩》，也提出了同样的怀疑：以甲子幹枝推人所生岁月，展转相配，其数极于七百二十，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之七百二十之日时，其数终于五十一万八千四百。夫以天下之广、兆民之众，林林而生者不可以数计。日有十二时，未必一时唯生一人也。以此观之，同时而生者不少，何其吉凶之不相同哉！吕才有云：“长平坑卒，未应共犯三刑；南阳贵士，何必俱当六合？”诚足以破其舛戾矣。三命之说，予不能尽信者此也。（《宋学士文集》卷十六）历代关于八字相同而命运不同者的记载甚多。赵翼(1727-1814)《陔馀丛考》卷三九《同年月日时生》条搜集了许多资料：子平家以人命推算休咎，固是一术，然两人同年月日时，则其吉凶当符合矣，乃竟有绝殊者。《汉书》卢绾与高祖同日生，而一为帝，一为亡虏。宋人小说载一军校与赵韩王（赵普）同年月日时生，若王有一大迁除，则军校必有一大责罚；有小迁转，亦必有小谴诃。洛中士人张起宗与文潞公（文彦博）同年月日时，见潞公轩驺过，叹曰：“同丙午生，相悬如此！”有瞽者曰：“我与汝算命。”因算之良久，曰：“好笑！诸事不同，但三十年后，两人当并案而食者九月。”后潞公退居于洛，游会节园，闻园侧有训徒者，则张也。一见大喜，问其年又同，遂日日并案而食，将及九月。公之子及甫知河阳，公往视之，遂别。自后归洛，亦忘之矣。又蔡京命乃丁亥、壬寅、壬辰、辛亥。有都人郑某者，世以货粉为业，生子与京同八字，谓且必贵，遂恣其所为，年十八，忽骑马溺死。可见星命之不足凭也。然如军校之与韩王迁除责罚节次相应，则又何故？《夷坚志》：莆田士人黄裳与友戴松同年月日时，有推命者曰：“二命大略相似，但黄君是正寅时，戴君得寅气浅，当是丑末，其发必在后。”既而戴但预荐，年不满五十，不第而卒。黄入太学始晩奏名，然以病求岳祠归，虽登科食禄与戴不同，然一纪残废与死为邻，所去亦无几也。此则境遇之相似者。《七修类稿》谓沈石田（沈周）与同郡卢知县钟年月日时皆同，而仕隐不同。又杭州吴参议鼎，与徐宪副之子应祥亦同年月日时，吴既贵，子亦登科，而应祥皆无之。王阮亭（王士禛）又记沈石田干支八字与明英宗同，而贵贱相悬若此，意或时刻前后之不同也。善乎吕才之论云：“汉高入关，封侯者三百人，岂无一人行衰绝运？赵括四十万人皆被坑，岂无一人行生旺运？”《梁溪漫志》云：若生时无同者，则一时生一人，一日止生十二人，以一岁计之，不过四千三百二十人而已，而天下之大，生人岂止此数哉！则知同年月日时者甚多，而富贵贫贱判然不一，子平推命之说似又不足凭也。明代童轩(1425-1498)在《谈命辨》一文中也举了两个例子：本朝扬州人高公谷与松江人李昂者，甲子同物也。公以永乐辛卯中应天府乡试第九十五名，未上春官（指应进士举），丁外艰（指父死）。李昂是年落第后，甲午亦中应天府乡试第九十五名。既而乙未同中会试，高公第五十四名，李昂第五十六名。廷试俱三甲进士，高公选入翰林，为庶吉士，除中书，升侍读学士。李昂观政刑部，除主事，升郎中。品级崇卑亦颇相等。无何，昂死矣，时年四十有馀。后高公官至少保，年八十二始卒。昂死之日，有子五人，高公至七十馀始举一子，今为南京户部员外郎。此非术数之所能知也。予又得二人焉：泰和单昂与金溪王稽，俱江西人，而甲子亦同物也。二人癸酉皆举乡试，甲戌俱第进士，同日送大理观政，同日除评事。后单昂奉命谳刑闽中，事竣，死于途。王稽是年亦遘重疾，不死，寻除佥河南按察司事，又数年，致仕，今尚在，齿且老矣。此非术数之所能知也。（《明文海》卷一一一）不过星命家解释起来却也“何患无辞”，童轩曾与术士谈及上述八字相同之命：余问：“后来不同何耶？”术士曰：“地有南北故耳。”余因举高、李皆南直隶人，单、王皆江西人问之，术士曰：“虽生居一乡一里间，亦有南北，矧王畿千里与一省乎？”余又问：“人家有孪生二子，同出一母，此不可以南北分也，然亦有贫富寿夭不同，何耶？”术士曰：“往往为先生者夺其元气，故先生者富，后生者贫。先生者寿，后生者夭。又当以此论也。”余曰：“周有八士，四乳八子皆贤，此又何耶？”术士语塞。（同上）明清之交的周亮工（1613-1672），在其《因树屋书影》卷十中也提及一位星命家对此问题的解释：四柱虽同，当分方域看之；方域虽同，当合祖宗功德、坟墓盛衰、家属隆替看之。周氏认为，“此说近是，而究其所言，未必能中也。致远恐泥，圣人是以罕言。”记得当年在潘雨廷先生家听讲，有人介绍一位名叫孙永正的到潘家来推命。孙家本很富裕，“十年浩劫”中被扫地出门，拨乱反正后发还住宅钱钞，虽所得不偿其所失，“先富起来”谈不上，“奔小康”则颇为有馀了。他相信万事皆由命定，遂居家以潜研子平自娱。他来潘府时，在场有七八人之多，孙一一为之推命，用万年历列出八字后，不像我那样煞费周章，要排六神星煞、推大运流年再作判断，他是一望而知，不假思索，开口便断，问者听了居然都点头称是。这使我大为惊异，于是写出少子的八字来向他请教，孙一看就说：“这八字我算过的，相当不错。”我不禁奇了：“孙先生在什么地方算过这个八字？”孙说：“这是一位高级军官的儿子，现在已是一个潜水艇的艇长了。” 那时我少子尚在金山石化做电工，竟与艇长同志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于上海，不像卖粉家儿和蔡太师相差一甲子，遂告其实。孙先生说：“这就要看家世的不同了，在命造上是看不出的，艇长的家庭起点高。”“起点高”，理论联系实际，确实言之成理，一介寒儒安敢与之相比！但我想起明代沈长卿却是用同样的事例来否定算命的，他说：山泽之叟，岂无驿马星动，而足不踰郊；永巷之媵,岂无红鸾星照，而宠不下逮；巿井之伧，岂无文昌星拱，而名不登榜；则星说穷矣。毕竟以子平为主，四柱同也，而生于寒门，仅博一第；生于帝王家，乃贵不可言；则子平术穷矣。（《沈氏日旦》卷十一）孙言谈之际颇现自负之态，我便问他：“阁下精于命理，还会不会看相、占卜和风水呢？”“不会，也不想学。凡事心专则精，心分则乱。命理已够我致力一生了，还去旁骛干什么！”为学专精如此，使我大为佩服，但总觉得耗毕生精力于此小道，未免太不值得。我与孙仅此一面之缘，但却印象良深。除了同年月日时生者以外，双胞胎命运的推算，也是一个难题。童轩遇到的术士所谓“先生者富，后生者贫；先生者寿，后生者夭”并不符合实际。清舒继英的《乾元秘旨》说双生之命：“命主太旺，幼者胜；命主太弱，长者胜；命主不旺不弱，长幼略同。”但亦不过寥寥数语，且语焉不详。不过我从现实中观察到，双胞胎生于同一时辰者，人生轨迹都大致相同，熟人中多有其例，新闻中亦多有报道；不过若不在同一时辰生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我还发现，子平之术推算人的寿命往往不准。明清之际的陈之遴 (1605-1666)，是书房派推命之翘楚，在其所著《名理约言》中亦言“尝考人命富贵贫贱，验者颇多，惟寿夭验者较少”（《看寿夭法》）。但也有人算得准的：欧阳修《泷冈阡表》记其父欧阳观之言曰：“术者谓我岁行在戌将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见儿之立也。”后来果死于大中祥符三年庚戌（1010）。《王国维学术随笔》中之《东山杂记》卷二有《毛西河命册》一则云：十馀年前，扬州骨董铺有《毛西河先生命册》，乃康熙戊寅年推算者，推命人为京口印天吉。先生时年七十六，生于明天启三年癸亥十月初五日戌时，其八字为癸亥、壬戌、壬戌、庚戌，后附其姬人命册，年三十三岁，为丙午正月十六日子时生，其八字为丙午、庚寅、丁酉、庚子；其人殆即曼殊也。推命者谓先生于八十八岁当卒，过是则当至九十四。先生首书其上曰：“时至即行，不须踌躇，但诸事未了，如何如何？”老年畏死，乃有甚于少壮者一说，殊可一哂。然先生竟以九十四岁卒，亦奇矣。毛西河即清初著名学者毛奇龄，不过，其卒年尚有九十一岁一说，若其说为是，则亦谈不上什么灵验了。最近我在电视上还看了杜月笙之女的访谈，她说香港的六月息馆主算其父（1888年8月22日-1951年8月16日）寿元只有六十四岁，过不了生日的。其说亦甚验。推人死期而稍有参差的，有二事可说。其一是：友人陈思卓在家乡湘潭时，有一位邻居善推命，验事甚多。有一次，一位近邻要他算命，他竟直言无讳地说：“你明年正月初四要死的。”那人不禁一怔。谁知到期无恙，不免怒从心起，第二天就上门来把箱橱锅灶等都打得稀巴烂。术者之妻怪丈夫瞎算，絮絮叨叨怨个不停，他只能闷声不响。结果到了正月十三，那人突然去世，相隔仅九日之期，人颇以此奇之。其二是：毕修勺先生之子克鲁到家乡临海为其父办事，我与尢家铮、袁根山陪他一起去，顺道同游雁荡、天台之胜，其间有四五天宿于白水洋（不是福建的白水洋）毕氏亲戚家候车，承其家热情招待。闲聊时，他们说起这地方以前有一户人家，以耕读为生。家主精于命理，忽于一日设宴招待亲朋好友，客人入座，自己则离座沐浴更衣去了。事毕出来，入座向大家举杯告别，说下午两点半他要去世了。说罢就躺入厅里预先准备好的棺材，眼睛盯着壁上的时钟。众人围着棺材，有不信的，也有半信半疑的。两点半过了，三刻过了，三点就要来临了，老人依然无恙。大家不免纷纷议论，当作笑柄了。老人自己也疑惑起来，爬出棺材，拿起一把锄头，到后园里去为花松土。谁知一锄下去，竟顿时倒地气绝，这时距三点大约还差一分钟吧。于是大家又不免啧啧称奇。在农村中，能预知自己死期的人不少，历代都有不少记载，然而由算命而推知自己的死期，且时间误差这么小的，却也十分罕见。子平之书有两句名言：“火未焰而先烟，水既往而犹湿。”不论好运还是坏运，依术来推是哪年来临，实际提早或推迟一年半载，都不算失误的；若只推迟二十来分钟或数天，那就算是奇验了。据说上述两人均著有专书，而都在临死前自行烧却。作家王鲁彦的夫人覃英女士曾告诉我，她祖父原是鞋匠，因遇一道士教其算命而改行，所算亦甚灵验，临死前也自己销毁了所传的秘籍。这些书烧了真是可惜，即使是荒唐无稽之说，也足以成为思想史研究的参考资料，退一步说，具有文献价值，这应当是毫无疑义的。算命也有似不验而实验的，《阅微草堂笔记》卷二云：董文恪公为少司空时，云昔在富阳村居，有村叟坐邻家，闻读书声，曰：“贵人也。”请相见。谛观再四，又问八字干支。沈吟良久，曰：“君命相皆一品。当某年得知县，某年署大县，某年实授，某年迁通判，某年迁知府，某年由知府迁布政，某年迁巡抚，某年迁总督。善自爱，他日知吾言不缪也。”后不再见此叟，其言亦不验。然细校生平，则所谓知县，乃由拔贡得户部七品官也。所谓调署大县，乃庶吉士也，所谓实授，乃编修也。所谓通判，乃中允也。所谓知府，乃侍读学士也。所谓布政使，乃内阁学士也。所谓巡抚，乃工部侍郎也。品秩皆符，其年亦皆符，特内外异途耳。是其言验而不验，不验而验，惟未知总督如何。后公以其年拜礼部尚书，品秩仍符。董文恪公即董邦达（1699-1769），字孚存，号东山，浙江富阳人，工诗善画。官至礼部、工部尚书。纪昀十五岁时，即至其家受业读书，关系极为密切，所言当可信从。此叟固是异人，然亦须先聆其声，复“谛观再四”，而后再加推算，非仅凭干支一途而得者。纪昀说这是“验而不验，不验而验”；若放宽尺度看，实可谓神奇之至了。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1880-1953），在其所著《耕心斋随笔》中说：日昨与谭组庵先生谈及业命之理。先生以为星命之理，殊为难解，谓为渺茫，而又奇中。予问曰：“闻文勤公有一命批悉验，有之乎？”先生曰：“然。先文勤公生甫三岁，先王父方授蒙馆于外，岁俸所入才十馀千耳。适有友善星命，即倩其为文勤公批一命，此纸今尚保存，距批时已百年矣。其言某年进学，中举，中进士皆验，惟点翰林，则批为得知县，此其差误，然同为七品也，厥后某年当在浙，某年当在陕，亦奇验。又言六十八岁当归田，则又验。言七十二岁当寿终，并批云：若有阴德，当延寿一纪。厥后七十二岁果大病，几不起，旋愈，果以八十四岁终，又奇验。”按谭文勤公即谭锺麟（1822-1905），湖南茶陵人，曾任陕甘总督及两广总督，即谭延闿（组庵，1880-1930）之父。这里所说的批谭锺麟八字之事，与董邦达事相似而所批更为精确。但聂云台认为，“予谓星命与代数同一理：彼以干支代数字，此以干支代人事”，“然究以一字兼代数事，非若代数一字代一数之明白确定”，“故时不免于差误”，“即头脑冷静之星相家”亦“竟能推算十之八九”。还有一种情况是，对于同一命造，不同术者的判断不同。今人孙百刚先生所著《郁达夫外传》，其《谈言竟中》一章谈到其表叔朱似愚为郁达夫（1896-1945）推命之事。朱“在杭州中国银行做事，精堪舆命相之术。但平常不肯轻易替人谈相看地，非至亲好友不肯出手，亦不收受谢礼。达夫一听，非常动心，一定要我去约来谈谈”。当郁告知其八字为丙申、庚子、甲午，甲子，四十一岁交进甲运，下面是辰运时，朱“表情不好”。过了两三分钟才开始说：“以前的事，我想不用多说。你先生在甲运以前，一直都还不错，不过也是镜花水月，虚而不实。以后的运却要相当注意。三五年内，波折不少。假使能自己生场大病，或者家人有点疾病，那算是幸运了。但命相之说并非一成不变。修心可以补相，居易足以俟命。你先生是通达之人，用不着多说。总之，今后数年中，凡事小心在意，能不出门最好莫远行，能忍耐受气，切莫发火暴躁。你和我这位表侄是多年至交，所以我也不揣冒昧，交浅言重了。”似愚说了这么一段，其间还有许多命相上的术语，我也记不清楚，只知大意如此而已。人总是喜欢听好话的，即使明知道好话是假的。本来预定映霞也要请他谈一谈，听他如此说法，映霞的胃口也倒了。在郁达夫夫妇走后，孙百刚再问其详，朱说：我哪敢当面对他直言，只不过略略讽示一二而已。老实说，要我完全违背了相法命理，作违心之论、阿谀之言，那是不可以的。其实这位郁先生的命相，我也阅人不少，今天可算是一桩巧事。总而言之，他的命相刚到目下为止。从今以后或许要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倘若自己性命能够逃出，那是祖宗的阴德了。据此记载，朱似愚已是命相合参下断的了，可谓神奇之至。朱先生要郁“能不出门最好莫远行”，而郁却偏不听从而远赴南洋，想不到竟会在1945年9月，日本已无条件投降之际被秘密处死。倘不出国，只在国内做救亡工作，那情况又该如何呢？达夫既信命相，但却听而不从，真是“其命也夫”！孙百刚又写道：后来遇到一位也和达夫相熟的人，他精于推算八字，我便将达夫的八字和似愚的说法告诉他。据他说：达夫的八字，双子拱午，子午双包，格局自是不凡。所憾者，四柱乏土，甲木藏身无所，缺土之木，终难滋长。行运亦未遇土，所以似愚说他镜花水月，虚而不实。至四十一岁交进甲运，亦不过受庚申两金之克，好虽不好，也不至于坏到如此地步。至于四十六岁的辰运，则与年月两支会成水局，汪洋大水，甲木难免漂浮，当然比甲运更坏。然而竟会万里投荒，横死绝域。连要“新营生圹在星洲”而不可得，这也未免过于残酷，莫非申子辰这一水局，为祸竟如此之烈耶！孙百刚又记一事并议论道：达夫在似愚谈相的上一年四月间，在福州白塔下瞎子陈玉观处算命，陈说今后渐入佳境，四十六岁交进辰运亦极妙。申子辰合局，更上一层，名利双收（据达夫《浓春日记》一九三六年四月七日所记）。一个所谓申子辰水局，说法截然不同。可见这些都是不足为据的。这个说这样，那个说那样，总有一方是说对了的。偶然言中，并不稀奇，言而不中，事属当然。其实，推断命运，也有如个人看诗文一样，可以各有会心的，但诗文之高下，不可定于一尊，算命则可用“实践检验”，以后来是否应验为准。这里不妨谈谈我对达夫八字的浅见：郁氏此造，十岁起运，每逢丙辛之年交转。“日提对冲，断弦再续”，婚姻必不能终老，但究竟是生离还是死别则不能知。日主甲木，生于仲冬，身弱，须行木火土运为佳；但其根午火，为二子水所冲，根基不固。年干丙火食神，主聪慧而有才气。月干庚为杀，庚有申为根，但因系冬日之金，也强不到哪里去，幸行壬寅、癸卯二大运，木能得地，足以添薪生火，丙可生辉。行到甲木为比肩，却又失其根柢，辰运三合水局，则水泛木沉，不吉。至一九四五年乙酉，乙与月干庚合金，酉与大运的地支辰又合金，且与申子争合，成为煞重身轻之势，按理需要趋避韬养，但不能断其此年必死，更不知其为凶死。此年之厄若能逃过，次年转入丙戌，则火土驱寒，甚好，能活至一九五二年壬辰，或再延两年亦未可知。然果能如此，从今日来看还是一个下寿。当然，这个假定是不可能实现的，除非我们有威尔士的“时间机器”！至于其友人所说的“双子拱午，子午双包”之论，似乎很难理解，而瞎子陈玉观则是以其身过弱，从旺来推的。如此则以行金水运为佳，故以三合水局为极妙。这种取错用神，以好运为坏、坏运为好的判断，术士中常见，任铁樵的《滴天髓阐微》中，就常述及这种情况，而我也曾有此误。我认识一位金绶章先生，他曾为宋子文、孔祥熙算过命，因灵验而获重用。有一次，我到他府上去请教一个八字。我认为此造“身强”，金老看了却判为“身弱”，彼此相争，相持不下，我说不服他，他也驳不倒我。后来我和小友姚江海聊天，他自负子平推命已无人能及，我便拿出那个八字来，结果他的判断和金老相同，但理由却更为充分，我便欣然接受了他的意见。
作者：刘衍文（1920-2021），浙江省龙游县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寄庐志疑”专栏刊发于《东方早报》副刊《上海书评》，“我在现实中碰到过好些不易解答的事，早就想在专业著述告一段落后志其所疑”，“如今我所陈述的，多数不能用现代知识解释，少数能解释，但未必得其正解，均有待于之后高明者解之”。人的命运是注定的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能够预知吗？放眼宇宙，宏观世界似乎是宿命的、注定的，能够掐指而算，我们从星球现在的位置可以预告它们将来会到达哪里。但微观世界却有所谓的“不确定原理”，动量和位置、能量等均不能同时测准。那么我们人呢？人介乎宏观与微观之间，其命运到底是可测还是不可测的呢？问题是复杂的。人的命运，有时可以逆料，有时却不可。言其可料，西哲尝云：“性格即是命运。”此话具有局部的真理性，中国古人早就根据性格来推测人的命运了。例如：战国时，盆成括出仕齐国，孟子听到这个消息，就说：“死矣盆成括！”后来盆成括果然被杀，孟子的门人就问老师：“夫子何以知其将见杀？”曰：“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孟子·尽心下》）三国时，隐士孙登就对嵇康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后来嵇康果然为司马昭所杀（《晋书·孙登传》）。其实，除了性格的因素以外，二人的悲剧性结局尚与言论自由度与刑法有关，这倒无关于专制还是民主，因为即使在民主制度下，依然有屈死之魂，苏格拉底就是一个例子，关键在于有没有刑律的宽松和对言论的宽容。说得再全面一点，应该是时代、遭际、性格和教养的合力造成了一个人的命运。《三国演义》里有一个故事，尽管是虚构的，却足以说明问题。赤壁之战，曹操战败逃归，诸葛亮算出他必然要走华容道，派关羽去把守。因为“夜观乾象，操贼未合身亡。留这人情，教云长做了，亦是美事”。命令下达后，关羽不禁疑惑：“若曹操不从那条路上来，如何？”诸葛亮教他“可于华容小路高山之处，堆积柴草，放起一把火烟，引曹操来”。关羽更加不解，问：“曹操望见烟，知有埋伏，如何肯来？”诸葛亮笑道：“岂不闻兵法 虚虚实实 之论？操虽能用兵，只此可以瞒过他也。他见烟起，将谓虚张声势，必然投这条路来。”（第四十九回）结果正如诸葛亮所料：正行时，军士禀曰：“前面有两条路，请问丞相从那条路去？”操问：“那条路近？”军士曰：“大路稍平，却远五十馀里。小路投华容道，却近五十馀里；只是地窄路险，坑坎难行。”操令人上山观望，回报：“小路山边有数处烟起；大路并无动静。”操教前军便走华容道小路。诸将曰：“烽烟起处，必有军马，何故反走这条路？”操曰：“岂不闻兵书有云： 虚则实之，实则虚之。 诸葛亮多谋，故使人于山僻烧烟，使我军不敢从这条山路走，他却伏兵于大路等着。吾料已定，偏不教中他计！”诸将皆曰：“丞相妙算，人不可及。”遂勒兵走华容道。在三岔路口，曹操分明有两种选择，一条“并无动静”的大路，一条“数处烟起”的小道，但曹操的性格、经验、修养和见识，这一切都“怂恿”和“诱使”他弃“阳关”而取“羊肠”。是的，前面的确横着两条道路，但对曹操来说，只存在着一条。即使前有岔道多多，他的选择也并无二致。当我们在人生的歧路上似乎面临选择时，实际上却别无选择，我们的性格、经验、修养和见识把我们推向冥冥中早已注定的道路。杨朱见歧路而泣，“为其可以南、可以北”（《淮南子·说林训》），但他最终总要踏上一条道路，而这条道路肯定是根据他“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宗旨选定的。不过，虽然可以从时代、遭际、性格和教养大致推测一个人的命运，但一些傥来的祸福却非意料所及。《庄子·达生》记了两个人的遭遇：一个是鲁国的单豹，他善于养生，“行年七十而犹有婴儿之色，不幸遇饿虎，饿虎杀而食之”；一个是张毅，无论对阔人还是穷汉，他都乐于交往，活脱一个“好好先生”！但“行年四十，而有内热之病以死”。“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毅养其外而病攻其内”，飞来横祸和突发疾病，都是他们本人或旁观者事先意想不到的。正因为人智之所不能料者太多，于是人们便乞灵于术数。最早的前知之术当是占卜，用来预测将来之事的吉凶祸福，此术就我国来说至迟在商代已经出现，用的是甲骨，称之为“卜”；到周代演变成用蓍草，称之为“筮”。后世嫌其不验，迭有创新，大六壬、奇门遁甲、太乙数三式应运而生，以满足人们预知未来的需要，今日犹流行于世。推测个人命运的术数，则有春秋时代“发明”的相术，根据的是人的容貌和骨格。至于依据人的生辰来推算穷通的术数，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五星之术，一种是子平之术。前者大约起于后汉，王充《论衡·命义》中曾有提及。苏东坡尝言：“退之（韩愈）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东坡志林》卷一）谈的当是五星之术的推算。宋代方起的紫微斗数似为五星术的别支分派，今台湾操其术者甚多。后者则出现较晚，大约滥觞于南北朝，《北齐书·方技传》有术士魏宁以人出生年月推算禄命的记载；发展于唐代，韩愈《唐故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记李虚中“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成熟于五代，据《四库》馆臣所考，以人所生年月日时的干支（亦作“幹枝”，年月日时各有干支，合成“八字”，或称“四柱”）来推算命运，起于其时的徐子平。“子平之术”且后来居上，至今两岸三地，街头巷尾，特别在寺庙门前，常有人以此术招徕顾客。港澳台则公开行术，大陆则屡禁不止。我少时好奇，亦曾加以研习。先秦诸子中，只有墨子明诏大号不信宿命，撰有《非命》三篇，但并没有作学理上的批驳，只是从功利的角度出发，认为人信命后就会一切委之命运，不复努力（唐代韩愈攘斥佛老，也从功利着眼，辩论方式颇为相似）。其实墨翟先生未免多虑，不论学派还是个人，信奉宿命论并不会妨碍其奋发有为和积极进取。除墨家外，诸子百家大致都信天命，有相信命运不可移易的，也有相信命运能够改变的。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子夏则曾引“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之语来劝慰他人，有人说这话就是他从孔子那里听来的（《论语·颜渊》）。庄子也赞成人生有命，其《大宗师》篇假托子桑之言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父母岂欲吾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列子·力命》则假托“力”与“命”的对话，否定了“力”的作用，将寿夭、穷达、贵贱、贫富都归因于“命”，而“命”也只能顺其自然，没有予夺之权。《列子》是晋代的伪书，而其先则东汉的王充,其后则梁代的刘孝标，都秉持同一观点，也就是说，赞成命运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的。王充《论衡·命禄篇》云：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圣贤及下愚，凡有首目之类、含血之属，莫不有命。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刘孝标《辨命论》云：化而不易则谓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于冥兆，终然不变。鬼神莫能预，圣哲不能谋。触山之力无以抗，倒日之诚弗能感。短则不可缓之于寸阴，长则不可急之于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文选》卷五四）孟子则并不抹煞人的努力，虽曾感叹道：“莫非命也，顺受其正。”但接着又说：“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危墙）之下。”（《孟子·尽心上》）主张命运尚可由人自己予以调整。荀子提倡“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则更彰显出主体性的豪迈。《周易·文言》则明言：“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虽似描述之言，却向人们暗示了一条改变命运的途径。常人则往往将顺利归功于自己的能力，将困顿归咎于命运的不公。这种心理，与将成功归因于自己的智商和努力，不感激他人的提携和帮助；将失败归咎于他人的压制和阻挠，而不检讨自己的误判与蛮干，其逻辑是完全一致的。项羽相信自己的拔山之力、盖世之气，年轻时看到秦始皇出巡的盛况，忍不住野心勃勃地说：“彼可取而代也！”待至兵败乌江，却对部下自我辩护说：“天亡我，非战之罪也。”我想他在巨鹿之战之后、灭秦入关之时，一定顾盼自雄，绝不会说出“此天佑我，非我之能也”这样的话来。但大诗人白居易则不然，他把自己的成功也看成命运的眷顾。在《与杨虞卿书》中，他说：凡人情，通达则谓由人，穷塞而后信命，仆则不然。十年前，以固陋之姿、琐劣之艺，与敏手利足者齐驱, 岂合有所获哉？然而求名而得名, 求禄而得禄，人皆以为能，仆独以为命。命通则事偶，事偶则幸来。幸之来尚归之于命，不幸之来也, 舍命复何归哉? 所以上不怨天, 下不尤人者，实如此也。（《白氏长庆集》卷四四）不过，一个活生生的人，自觉有“主观能动性”，总不甘心于听从命运的摆布，但奋斗的结果又往往使人失望，面对茫茫前路，心下未免惘然，不知何处可以着力。佛教传入以后，人们似乎找到了希望，印度的因果报应之谈与中国固有的福善祸淫之说一拍即合，出现了许多行善而得善果、作恶而获恶报的故事。于是就有人想出了施恩望报、行善求福的“改命”之法。明代的袁了凡（1533-1606），少年时遇到一位孔姓老人，算其终生：县考童生，当十四名；府考七十一名，提学考第九名。明年赴考，三处名数皆合。复为卜终身休咎，言：某年考第几名，某年当补廪，某年当贡，贡后某年，当选四川一大尹，在任三年半，即宜告归。五十三岁八月十四日丑时，当终于正寝，惜无子。余备录而谨记之。自此以后，凡遇考校，其名数先后，皆不出孔公所悬定者。独算余食廪米九十一石五斗当出贡；及食米七十一石，屠宗师即批准补贡，余窃疑之。后果为署印杨公所驳，直至丁卯年(1567年)，殷秋溟宗师见余场中备卷，叹曰：“五策，即五篇奏议也，岂可使博洽淹贯之儒，老于窗下乎！”遂依县申文准贡，连前食米计之，实九十一石五斗也。余因此益信进退有命，迟速有时，澹然无求矣。袁氏本打算就这样听天由命了，后来却遇到云谷禅师，禅师教他填“功过格”，“令所行之事，逐日登记；善则记数，恶则退除”，待三千善行圆满，果然命运改变，无子而得子，无寿而得寿，无科第而得科第，孔老对他后半生的推算不准了！有人讽刺袁了凡这么做，是“与天地鬼神为市（做生意）”，行善是为了使自己获利。此言未免刻薄。记得《红楼梦》十五回王熙凤对铁槛寺老尼说：“你是素日知道我的，从来不信什么是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银子来，我就替他出这口气。”一个家庭妇女，却道出了古今多少贪官污吏的心声，读之真觉毛骨悚然！一个为获利而行善，一个为获利而作恶，对比下来，孰是孰非，孰当效法而孰当为戒，明理者自能知之。了凡先生的这种做法，比起“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精神自然望尘莫及，但对提高个人修养、营造和谐社会还是不无裨益的。不过，为善作恶能否改变命运，在科学上是得不到验证的，因为我们不能让一个人活上两遍以作对照；在历史上也找不到实例，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里早已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之说提出怀疑了。术数中却有专事改变命运的一种，那就是堪舆之术（俗称看风水）。此术认为住房（阳宅）和坟地（阴宅）都会影响人的命运，依其术加以拣择或改造，不必行善，也可以趋吉避凶、家道兴旺。如今港澳台之人对此术甚为信从，大陆受唯物主义教育已久，本来早已唾弃此术，然随着交往的增多，营宅葬亲，亦有公然请风水先生为上客者。这方面尤以实业家为甚，公司选址、开张择日，无不延请术士。面对无常的商海，他们显得多么不自信呀！余尝问以子平家谓命有定，堪舆家谓命可移，究谁为是？对曰：“能得吉地即是命，误葬凶地亦是命，其理一也。”斯言可谓得其通矣。堪舆之术，在其理论根基上，实际已经否定了宿命论，有现代存在主义者“自我选择”的味道（当然这是就另一种意义说的）。纪昀（1724-1805）曾注意到子平之术与堪舆之术之间的矛盾，《阅微草堂笔记》卷八记录了他与一位擅长术数门生的对话：若站在宿命论的立场，这话的确也符合逻辑，毕竟看得中的房屋或坟地，未必能买得下来呀！我常常这样想：并不是阴宅和阳宅决定了人的命运，而是术者通过两者所处的空间及其形态窥知了主人或其后裔的生存情况，换句话说，就是给住宅或坟地“看相”，推测入居者是何等样人而已。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五记南宋时有一位人称耿听声的术者，能嗅衣物而知主人的吉凶祸福，道理想来是一样的。
作者：刘衍文（1920-2021），浙江省龙游县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寄庐志疑”专栏刊发于《东方早报》副刊《上海书评》，“我在现实中碰到过好些不易解答的事，早就想在专业著述告一段落后志其所疑”，“如今我所陈述的，多数不能用现代知识解释，少数能解释，但未必得其正解，均有待于之后高明者解之”。我曾问过尢老师，他的空劲是如何练就的。他说是和乐幻智一起探讨拳理，于不知不觉间获得的。乐初来上海，友人向尢老师介绍，说乐太极功夫极好，不妨请来家中一睹其技。一看果然不凡，就请乐在家里住下。两人日夕研求，一旦而豁然贯通，彼此都有空劲了。但虽能之，却不知其所以然，姑以“气场”名之，很想能得到一个科学的解释。说到这里，尢便调转话头大骂乐人品低下、忘恩负义。后来有一次，一位老太太送东西到尢家来。尢老师说：“乐幻智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一个人说你们不相信。问问这位老太太看！”老太太一听尢的话，就大声说：“乐幻智这个人，不要提了。一提他我就生气，气都透不过来了。不必提了，不必提了！”这位老太太，我当初未曾请教过她的姓名，也不知她与乐之间有什么嫌隙。我以前听到大多是关于乐老师的好话，如尝于抗战时，路见不平，将一侮辱中国妇女的日本兵击伤。犹太富商哈同的护院洋教头要与他比武，嬲之不置，不得已应战，结果将洋人肋骨打断，令哈同深为折服，欲加礼聘，但乐却不愿受其供养。如今却听到他的熟人说他坏话，真是“宁逢恶宾，无逢故人”，公孙弘的这句话值得我们玩味。尢老师的武术演示，我印象最深的有以下几次：有一回，他的一个最剽悍的徒弟，大家都叫他元康的，坐在一张红木靠背椅上，双手攀住扶手，双足勾住椅脚，隔一箭之遥，尢发一空劲过去，元康顿时连人带椅都腾空而起，随即迅速落下，椅子随即散架断裂。还有一次，尢放气给大家看。气一会儿出现在窗帘上，一会儿又到了天花板，一会儿又穿窗而出了。看者指指点点，啧啧称奇。我眼睛不好，一无所见，也一无所感。这时，尢夫人闻声从厨房走来，也仰头看气。不料尢忽然一下子收气了，夫人顿时坐立不安，涕泗倶下。尢老师见状，用手向夫人遥拍两下，她就“蓬蓬”直跳起来，连跳数次，方才恢复。大声嗔怪：“怎么收气也不预先打招呼，上你当了！”原来，尢老师收气时连其夫人的气也一并吸了进去。而我们没练过功的人则毫无感觉，不受影响。有一位跟尢老师学形意拳的工程师，拳练得不错，有“金钟罩”本领，可以刀枪不入，但他却不敢走近尢老师，说是感到有股气直透其身、紧逼内脏，令他十分难受。尢让徒弟跌倒爬起，都能控制距离，恰如分际，不让他们撞墙。有一天，家铮和一大汉推手，发空劲打他，见他人高马大，不免用力过猛，那大汉直跌出去，眼看要就要头撞墙壁了。尢老师见了，大叫：“怎么可以这样乱来！”急发一空劲把他拉了回来。巨来文中说乐幻智让他乱跌，为防跌坏，四周都要有人护持的，但尢老师却不需要。单就这一点而论，似尢比乐又要技高一筹。使人猛跳猛跌，不是戏弄人，而是意在使人功夫长进。被摔者当时虽觉难受，而后来得益亦多，怕只怕师父不肯摔你。这是根山对我说的。当然，老年人来学，尢是不摔他们的。如根山、濬思、广洋、锡康等，仅止于把他们的气打通。一天，马春带了一个拳手来。尢老师端坐着，让拳手上来打。拳手犹豫了一下，随即向尢腹部猛击一拳，不料拳被牢牢吸住，再也拔不出来了。少停尢一松腹，才得以缩回，而手臂已经发麻。大家怂恿马春也试一下，他笑而不敢。尢说：“我这身子，处处都有铁钩把人钩住的。有一天，我在路上走，一个小青年骑自行车撞过来，到我面前，就连人带车跌倒在地，我则一动不动，对他说：‘还好你撞的是我，否则要出人命了！’”我问尢老师：“如果汽车冲来，能挡得住吗？”尢老师说：“那可不行，汽车力太大了，但自行车是不怕的。”但我却也发现，练此功的也有一些不便之处：其一，站桩、练功都得在室内，不能在室外，在室内热天吹不得电扇，不然就会生病。乐老师练功，看巨来所记，似亦不在室外。根山是练得还算不错的，他夏天到我家，一见电扇开着，立刻就将它关上，说吹着吃不消。我是个既怕冷又怕热的人，夏天不开电扇或不开空调，就要我的命了。幸好没练站桩，否则如何挡得住这酷吏似的大暑？其二，一日我去尢家，见尢赤着膊，一个医生在给他推拿肩膀，旁摆一瓶白酒，医生且推且饮。只听尢夫人在大骂：“叫你不要去给人治病，你偏不听，你看看，你看看！”尢说：“实在没有发功，只是到病房里去看看而已。” 尢夫人说：“谁相信你，不发功会这样吗？病都上身了，还要骗人！”我问了情由：原来是家鉴和丈夫离婚后，与另一人相爱，准备结婚，对方突然检查出了肺癌，住院治疗。家鉴哭哭啼啼的，一定要父亲去为他发功治病。尢夫人则坚决不许尢老师去，尢拗不过女儿，遂去看望了一次。谁知一返家，右臂就动弹不得了。尢对我也说没有发过功。只是练过此功的人，对疾病特别敏感，于癌症尤甚。功夫深了，好像就有一种强引力把病痛都吸进身来了，除非水平高到登峰造极，才能排除。尢自信能抵挡一切病菌，但在癌细胞面前无能为力。尢老师曾与我说：“乐幻智太贪财了，专门为阔人、高官治病，弄得一身病气尚不自知，怎么会不早死呢！”但据乐的徒弟所记，乐给人治病是分文不取的，不知实际究竟如何。但不管怎样，从尢语可知，乐老师也挡不住病气的侵袭。我不禁庆幸自己没有去学，因为若要学，老迈之身，不但学不好，还会为二竖的入侵洞开大门。其三，有一年春节，大雪纷飞，根山来舍告诉我尢老师跌伤了，我匆匆赶去他家探望。原来在农历正月初四的上午，尢两手各持一根手杖搭电车外出，在王家沙下车，不慎在雪地里一跤滑倒了。查出来是股骨颈骨折，大家正在商议是否要开刀。我感到诧异，功夫这么高的人也会经不起摔跤呀！最后，尢恐影响了功夫，自己决定不动手术。结果静躺了五六个月才痊愈，空劲果然犹在。费医生夫妇来，我告以此事，费去转告了唐师傅。高倩萍一听，就破口大骂：“师傅再三叮嘱，要他今年不要外出，他偏要外出。陪小老婆玩得开心啦！现在吃苦了，活该，活该！”这是费医生向我转述的，至于唐师傅说了些什么，她没有提起。我在未见唐师傅之前，尢曾向我夸耀他的一项本领：他天天记日记，今天能预记明天发生的事。有一天，他预记了我明天的事，不给我看，要我后天去验证。我如命而去，他日记上写我遇到过谁，说过一些什么话，问我对不对。我说全不对。尢说：“你要老实说。”我说：“我骗你干什么？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是没有这些事嘛！”当时尢的一位徒弟便插话说：“可能是你不跟老师学拳，彼此间信息不能相通吧！你若能好好学上几个月，气息相通了就好了。”我只能笑笑说：“也许吧。”我想，尢之所以如此自信，要么是以前曾亿则屡中，便以为自己能百发百中；要么是其徒逢迎其意，不中说中，使尢上了大当。尢听说中山公园附近有个瞎子叫陈宝良，能子平又会太素脉，声名藉甚，特地请他来推算。陈平常要价极高，久闻尢名，欣然而来，不收分文，说：“大家交个朋友吧。”有一个晚上，尢老师特邀我、根山，还有一人找了个地方去请陈推算。陈搭了搭尢的脉，说：“尢老师功夫很深，想不到毛病会这么多。”尢连说是是。陈又说：“一切坏运都已过去，以你老的身体与手段，我看足足可活一百四十岁。但在一百二十岁以上，稍要注意一下。不过我相信你有定力，肯定度得过的。”尢欣然而笑，自信既有此功必有此寿。这时我们沾了光，瞎子也免费为我们作了推算。说根山如何已记不起，说我的是：“饭是有碗吃吃的，跟了尢老师就什么都不愁了。”我听了只能笑笑。后来美国斯坦福大学聘尢老师讲学，借以研其空劲。我们为尢夫妇饯行，尢老师一定要我发言，问我：“你看我寿元多少，是不是真如陈瞎子所说？”大庭广众之下，我不好扫其兴，只好说会的会的。我的子平之术属于书房派，书房派认为，人寿有无穷变数，是推不出的，陈素庵相国在《命理约言》中早就说过了。唐秉珍也学过子平，当时在座，后来问我：“你是如何推断出来的？”我说：“尢老师迷信陈瞎子，我若表异议，怎么说他也不会相信，定要和我争辩不休的。在这个欢送会上，我不这么含糊应对，怎么收得了场！对一个高唱‘自信人生二百年’的人，能诵‘生年不满百’来杀风景吗？”想起尢老师曾说朗老自视过高，忘乎所以，致为人所欺。想不到自己亦蹈其覆辙。孟子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现在看来，人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罔以非其道”亦非难事。杜牧之云：“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噫！过了两年，尢老师即在美国溘然长逝。在上海静安寺的超度道场上，听家铮说：她父亲患的是中风，临终还死而复苏，教了她母亲几个绝招方才瞑目。这些绝招他以前从未提起，可见对家人、徒弟辈还是留了一手的。练形意、太极者的中风之厄，尢曾说跟他练保证不会，怎么他自己也逃不脱呢？根山说，尢是气死的，介绍人不肯为尢办理定居，定要尢教会他空劲后再办。这空劲哪能“立等可取”呢？尢夫人则继续教拳，到一百岁时才安然离世。我与尢彭熙老师的缘分，尽如上述；至乐幻智老师，则“可恨同时不相识”，只是久仰其名而已。但说来我与乐老师却也有一些间接渊源：朗老父子不必说，还有友人应成一先生，就是他介绍我与潘雨廷先生认识的（见拙文《易学大师潘雨廷及其师友》，载《寄庐杂笔》）。应曾任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代教务长（巨来说他是中文系主任，误，系主任实另有其人），乐原在厦门大学读书，后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便成了应的学生。应也曾一度为朗老的座上客。据巨来文说，应后来亦向乐学拳，二人互称老师。乐曾任震旦大学文学院院长，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周退密先生是震旦毕业生，曾告诉我，乐是他的老师，要他练拳，而他畏难未学。我在上海教育学院中文系任教时，院方欲成立古籍研究室，报批时，因研究人员不足，让我兼任研究员充数。还请来三四位已退休的人员，其中有一位居崇廉先生。一天，与他闲谈，说起潘雨廷先生讲《易》之事，我偶提及听讲的人中有一位朱某，居说：“他是我的亲戚，你了解他吗？”我说：“他会太极拳。”居嗤之以鼻：“他懂得什么！”我说：“他不是跟乐幻智学过太极拳，有空劲能打人吗？”居说：“空劲哪里轮得到他！”我说：“听说乐老师的太极拳功夫是融会杨式、陈式、李式太极拳之长而精进的，他有三套拳，几乎无一人能学得。”居先生不禁吃了一惊，问：“这个秘密你从何得知？乐老师从不向人说的。”我说：“我是拳术的门外汉，这是徐朗西先生的公子徐幼庚告诉我的。”接着我就谈起乐老师教幼庚学拳，并为其治病的事，附带提及尢彭熙的大名。不料他一听尢名，就破口大骂：“这人太无耻了、太阴险了！”我问为什么，居说：“尢彭熙与乐幻智在一起时，突发歹心，要从背后偷袭，不料拳未到身，自己就跌出去老远，爬都爬不起来了。”这与尢的徒弟的说法正好相反，他们都说是乐先下毒手，结果自己反而跌倒的。巨来先生既是尢徒又是乐徒，也说是乐先动手，而后尢用“铁沙掌”功夫将乐击伤的（按此说不可靠，武术中固有“铁沙掌”之功，但尢实无其术）。还是幼庚从其父那里听来的最为可信：大家饮酒，尢、乐俱在。乐起身向尢敬酒，突发一空劲；尢亦回敬一杯，也发一空劲。两人俱受重伤。朗老时正在座，亲见其事。又听费医生说，尢的确受了内伤，左乳附近有银元袁大头那么大的一个圆形黑块，自己发气功治疗无效，还是唐师傅念咒施治，历时三月才退掉的。足证两人角技，尢的确受了内伤。至乐的伤是如何治好的，巨来文说是由当时上海伤科佟忠义医愈，也历时三月之久。居先生告诉我，乐老师籍隶河南固始，那里自古即是尚武之乡。乐在家乡，一日夜行，忽觉身后嗷然有声，回头一看，只见一只野狼倒地挣扎，口吐鲜血而死。到沪后，闹市人潮如涌，人只要和他相碰，就会粉碎性骨折。弄得他非常苦闷，一天到晚躲在家里不敢外出。后来得见王师母，王用右手在他眼前，从上到下凌空一拂，乐就从此能刚能柔，随心所欲，不致闯祸了。巨来文中说：“乐有一特点，满身骨头都如橡皮一样，余尝以指力按其额，竟如皮球一样有弹力的。有一得意学生顾梅生（按“生”当作“圣”）私告余云：‘老师如遇人撞及其身时，软如棉花或硬如铁板，因人而施也。’”但徒弟们不知，乐老师的这一绝招，竟来自王师母的轻轻一拂。尢老师似不知有王师母这么一个奇人的存在，但我却是早知其人，“文革”前曾在乐的弟子丁同俊（原名峒峻）家见过她的照片。有一天，我与友人王逢年路遇丁氏，王是三吴大学的创办人，而丁曾被三吴聘为法学院教授。王身体不好，生怕有一天会中风，丁说自己曾从乐幻智学过太极拳，愿助王养生延年，有空可到他家去看看功夫。我遂约幼庚陪王同去，到了丁家，只见一老一少两人（后知是父子）正在对练推手，丁在少者背上凌空一拍，老者就不断踉跄倒退；再遥向老者背上一拍，少者又跌跌撞撞，几乎站不住脚了。见此不禁大为诧异。接着丁便打拳给我们看，幼庚悄悄对我说：“这还仅是乐老师的第二套拳路的开端哩。”于是问丁，是不是先学少林拳再改学太极拳的，丁回答：“是呀，但学过少林的人，再学太极，必须将少林路数褪尽，将整个身体放松了方可，不然是学不好的。”幼庚又轻轻对我说：“可是他少林的习气还没有完全根除呢。”这使我联想起，唐代康昆仑跟段师学琵琶，段师要求他把以前所学的全部抛却，两者的道理是一样的。乐要丁散去硬功之事，巨来亦有记载。幼庚又指着墙上镜框内一位妇女的照片说：“这是谁，你知道吗？”我正沉吟间，丁抢着回答：“这是王师母，她是观世音菩萨转世的呢！”幼庚看看丁，点点头，又对我耳语说：“乐老师的第三套拳路就是她托梦所教。”回来路上，幼庚说：“这王师母我看有些邪气，乐老师受其所传，后来死得很早，病根在沉溺于容成之术，也是作孽啊！”对于乐老师的死，尢老师是一种说法，朗老父子又是一种说法。巨来说：“尢与乐，均有‘寡人之疾’，余何幸全得之，但从不试，亦永远烂于胸中矣。”可供参考。另外也有认为乐系忘我救世而死的。但乐死前偏瘫达半年之久，自疗不愈，也是不争的事实。大约因病而不让人见，蜚语遂因此而起的吧？居先生说，王师母姓陈名光幻，是王理成居士之妻。其姓其名，乐的徒弟都不知道，也不敢问的。王理成是湖北宜昌人，原在南京支那内学院学习，他眼界甚高，杨仁山（文会）、欧阳竟无（渐）、王恩洋、熊十力，这许多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在王看来都各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未能圆融无碍。王的妻子生病，便雇陈来照料，谁知见了这个小保姆，交谈之下，竟如披云雾而睹青天，不禁拜倒，遂和她一起去汉口参拜诺那上师。诺那为陈光幻加持，一只手搁在她头上居然再也收不回来。原来陈的级别比诺那高，诺那不知陈的来历，而陈却能知诺那的来历。王理成顿知二人高下，于是用右手将诺那之手移开，说：“乡下人不懂事嘛。”为诺那打了圆场。王就此甘心当了陈的护法。我问：“陈光幻既然有这么高的道行，何以还肯拜诺那为师呢！”居说：“人入法门，是不可以没有师父的，《西游记》中孙悟空法力无边，还要拜唐三藏为师呢！”对此我深感不解：莫非法门与俗世无异，自学成才得不到承认，一定要投考一个导师，才能取得硕、博学位，不管他学问上能不能做自己的业师吗？居先生又说：“王理成夫人病逝，陈就被王娶为续弦，所以大家都称她为王师母。生了两个儿子，娶了媳妇，但婆媳不和。”我听后又未免产生困惑：王既为陈之护法，他们的婚姻自当为神交，何以又能怀胎生子？陈既来历不凡，怎么还会弄得妇姑勃谿？居先生说：“你多读一些佛经就明白了。”我又问：“徐幼庚尝和我说起，外传王师母精神不太正常，是吗？”居说：“常人听不懂她说的道理，自有此误会。但在王理成听来，却是口吐莲花，句句真谛，与世间俗谛不可同日而语。王理成对她的话，有闻必录。王师母曾说，我是来人世做一个过细工作的。”但究竟如何过细，王理成究竟记录了一些什么，居先生也从未透露过一句，难道真是“天机不可泄露”吗？居先生还说，建国前夕，王氏夫妇移居香港。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辆汽车向王师母直冲过去，本以为她必死无疑，谁知车过后，她却依然站在那儿，毫发无损。居先生问我信佛吗？我说：“看看佛经而已，只觉得与现实世界差距太大，有许多荒谬之处。”居说：“这些嘛，不必信，也不必疑，多读一些佛经就会明白的。”广洋好学，当时也在古籍研究室，我劝他多去向居先生请教。不料广洋去请益后，居见到我竟大发雷霆，说我出卖了他，从此不想理我了，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想怎么此人脾气这么大。不过大家对他的印象却是待人格外客气，见人总是点头哈腰的，足恭到令人难受的程度。不过后来居先生还是与我和好了，王师母去世的消息还是他告诉我的。不久我即退休，学校也合并到华东师大，居先生近况如何，已断了联系，不得而知。至今我都不知道他和乐老师、王师母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大约同是密教中人吧？我觉得奇怪的是，说起来，唐师傅与王师母都是诺那上师的弟子，为什么二人彼此间都视同陌路、不相闻问？而尢是唐的弟子，乐是王的弟子，说起来都是诺那的再传法嗣，何以都不知对方师父的存在？密宗密宗，此其所以为密欤？乐老师次子乐亶拳亦极神，但若与其父相较，尚十不得其一。建国后，在华东纺织工学院教拳。当时有一外国拳师也在那里教拳击，说：“太极拳像瞎子那样摸来摸去，有什么用？”学生便挑唆他去打乐。洋教头兴起，绕到乐亶身后狠狠一拳打去，不料拳未打到，自己就跌得爬不起来了。乐亶回过头来方知究竟，遂叫汽车把这位洋教头送进医院，好久才告痊愈，从此这洋人再也不敢小觑太极拳了。这也是幼庚和我说的。但乐亶竟亦不永其年，年过半百即下世。他有个女儿在上海老年大学教太极，与友人商友敬兄同事，商曾与我说起过，本想陪她来与我谈谈的，说她正在整理她祖父和父亲的拳法。乐老师的著述我没见过，乐亶则有《太极拳要义》行世，曾经寓目。后商兄不幸积劳成瘁去世，致我未能与乐老师的后人谋面。从尢、乐的技击之道中，我获浅见如下：一、空劲只能施于“气通”之人身上，对常人则无所施其技。这点巨来也曾说过：“所谓空劲，余曾目睹，凡属他们学生，确乎可以打得到的，对一未学拳之普通人，即一无效力了。”这点最启人疑窦，易为打假斗士者流引为口实，指学生为“托”的。但巨来记乐老师以空劲跌学生，自己也在其列，“臂弯全脱皮出血，结疤至近八十个”，“每星期余至少跌二百五十次以上”，切身体会，自非向壁虚构。还有上面提到的丁同俊，据巨来说，“乐将丁连连以空劲跌之一百零八次之多”，可见空劲是实非虚，只是不能人人皆跌耳。我尝带长子永翔到尢家看空劲，当他知道气未通者空劲不能打以后，笑着对我说：“谁知练来练去，千艰万苦，只练成一个挨打的受‘气’包！”他曾问尢夫人：“气没通的人怎么打？”答曰：“用巧劲，四两拨千斤。”二、不论尢还是乐，都有共同的说法：少林拳学得再好，到老必会衰退，敌不过年轻力壮之人；但学形意、太极，则愈老愈强，少壮之人，敌不过久练的老辈。内家拳的优越之处正在于此。三、还有一个说法是，假如两个人功夫相当，互相较量，则先发制人者败，后发制人者胜。盖先发者，身手一动，破绽立见，后发者就可批隙导窾，乘虚而入。尢老师曾对我这样说，乐老师也是这么对幼庚说的。但不知尢、乐相较，两败俱伤，何以没有先后之别。四、两人角力，一二回合，胜负立见。小说中所说的大战三百回合绝不可能，即十个回合，真有功夫的人都绝不会如此之久。如今银幕、荧屏上那些“大侠”噼噼啪啪，飞上飞下，打来打去，久久都不分胜负的情境，看得我牙根都发痒了。五、乐以能用气功治病闻名遐迩，尢则不甚与人施治，但也自称能治。但我见其右手，肌肉已全部萎缩，当时甚为惊讶，问其致病之由，说是在十年浩劫中，被关一地下潮湿暗室达八月之久，全身动弹不得，以致斯疾。其术不能防病，有病亦未必能治，此其一证。六、尢、乐都说跟他们学拳会长寿，而且绝不会中风，但乐老师仅勉强及于中寿（六十二岁），乐亶是下寿（五十馀岁），尢老师八十二，就今日来说也谈不上是什么上寿，而且都不免于中风。尢夫人寿至期颐，仅是个例而已。而我这个从不锻炼且自幼多灾多病之人，如今已年登九帙，尚能带病视息人间。可见练拳、锻炼是一回事，寿算又是另一回事。俗谚有云：“烂苹果跌不坏，好苹果一跌就坏。”用在衰朽之身倒也适合。听说现在那个为居先生瞧不上眼的亲戚，还在大谈养生之道、空劲之能，矍铄是翁，老而弥健，是否以其“空劲”之空而无实，故能如是欤？不知居先生近况如何？闻之或将开怀一笑。七、凡有武功绝技之人，授徒皆不肯尽传其技，或忌青出于蓝，或恐所授非人，或畏逄蒙射羿，以致一代不如一代。巨来说：“乐氏确有保守之恶习，他平生授徒数百人，能单独出手不畏人者，据余所见只四五人。”尢病亦同，“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情形从未见过，看到的都是永翔所谓的“受气包”也。再看尢至临死才授其妻绝技，度其对徒弟、子女秘而不传的招数定多，这样下去，绝技的失传是必然的，更遑论发扬光大。此则可为今日技击之道长太息者也。
作者：刘衍文（1920-2021），浙江省龙游县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寄庐志疑”专栏刊发于《东方早报》副刊《上海书评》，“我在现实中碰到过好些不易解答的事，早就想在专业著述告一段落后志其所疑”，“如今我所陈述的，多数不能用现代知识解释，少数能解释，但未必得其正解，均有待于之后高明者解之”。我曾写过一篇《徐朗西家事琐话》，收在拙着《寄庐茶座》中，其中谈到拳术家乐幻智和尢彭熙二先生，曾说“关于他两人的恩恩怨怨，当另作专题叙述”。今读到陈巨来先生的遗着《安持人物琐忆》，其中有《记太极形意八卦三个内家拳事》一篇，也谈到这两位武林高手，所叙与我所知有所不同。有些可能是传闻异辞，可备一说；也有一些是误传误判，宜加订正。说来我与巨来先生及其同父异母弟左高先生皆相熟稔,一度与巨来还经常见面。但交往中我所不解的是，巨来与袁世凯二公子克文相交莫逆，克文来上海，与他几乎形影不离。但克文与徐朗西先生交换过金兰谱，又在洪门和清帮中辈分相同，《寒云日记》中屡屡提及朗老，却无一语道及巨来；今读巨来之文，其中亦无一语及于朗老。以巨来之太丘道广，不会不知道这位上海闻人，更不会不知道朗老和寒云间关系之密切。可惜巨来已归道山，这一疑问再也无从叩问了。以乐、尢两位而言，巨来当日和我们见面时，掌故罗胸，滔滔不绝，却也从无一语提及。后来我与尢老师（今日武林皆如此称其师，今从之）家大半人都有交往，他们也从未谈及巨来曾向尢学过拳术。忖度其故，当是陈去学拳为时较早，而我与尢老师之相识则在其晚年，这时陈、尢之间大概已没有什么接触了吧？今姑录拙作《徐朗西家事琐话》中有关文字如下（《寄庐茶座》337-339页）：我有一位难友胡道彰，是着名国学大师胡朴安的次子，曾任《民国日报》编辑。我们父子之得识顾廷龙、胡道静二先生就是由他引见的。解放前他去香港，协助以发明万金油起家的胡文虎、胡文豹的接班人胡好办事，颇得其倚重，几视为左右手。他本想稍待筹措停当，便举家迁港定居的。不意天有不测风云，胡好突因飞机失事丧身，他顿失凭依。以大陆多乃父故交，心想复我邦族，必获照拂，加之思念留在上海的外室，便促其归心。回大陆后曾找过朱学范、吴绍澍、金仲华等人，金要介绍他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却被他婉谢了。他不想卷入政治漩涡，只愿安分度日，不意这一决定铸成大错。因为如果加入了民革，解放后从香港归来，可作起义人员对待，一切旧账可以不算。但他不肯加入，就活该倒霉，镇压反革命运动来了，自不免被捕入狱，而外室当然随人去了。及至刑满释放，戴了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无休无止地被监督劳动。若非拨乱反正，这种“监督劳动”不知竟伊于何底，不啻是监外执行的无期徒刑呢！与胡道彰初识时，彼此都觉得对方不似凶神恶煞之人，亦非偷鸡摸狗之辈，就交谈起来。说到南社，谈起高吹万的花园、藏书，他说小时曾随父到金山高家花园作客数月。听说我见过朗老，就说：“这也是我的父执，他功夫极来得呢！”我问什么功夫？答曰：“武术嘛。我父亲也喜欢打拳，就是在与他比赛时不小心受了内伤，弄得半身不遂的。”我说：“我从未听说朗老有武功呀！”道彰却说：“很扎实，很扎实哩！”我就去问小毛（朗老幼子幼庚）：“令尊也有超凡的功夫吗？”小毛说：“不错，不过他是真人难得露相，在朴安伯伯面前不过是略施小技而已。但大家都见过我父亲曾大大露了一手。那是一个热天、大家聚在广场上，父亲穿一件长衫，手拿一柄白纸折扇。有一姓黄的拳术很精，突发勐劲向我父亲冲去，意欲先发制人。我父亲只用折扇轻轻一搧，他就倒翻一个觔斗跌出老远去了。这是我们亲眼目睹的。人们都赞叹不已，连说‘朗老真棒，朗老真棒！’”肢体不相接触就能打人，俗称“空劲”。媒体一度曾说是唯心的、捏造出来的，但据我所见，却是的确存在的。但朗老自信有此功力，其子女也坚信不疑，我却深表怀疑，以为是对手弄虚作假，以讨朗老欢心的。这件事，在我和尢彭熙先生相识后方才明其就里。尢彭熙早年留学比国，获医学博士学位。友人王逢年皮肤有病，也是小毛陪去找他看的。本约我同去，我因发烧不能前往，致与尢医生的相识推迟了十年。尢本与乐幻智相交莫逆，都是朗老的座上客，后有隙反目。关于他两人的恩恩怨怨，当另作专题叙述。我与尢医生相熟后，提起此事。尢老师说：“你且坐着。”他让小外甥女坐我腿上，背靠我胸。同时叫我双手握着女孩的小手，轻轻、缓缓地上下移动。接着，他叫一个孔武有力的大汉站在我前面，我捏住小女孩的手稍向下一移，大汉立刻跌倒在地；我手不动，他就站不起来，只是一味挣扎；我将手稍稍往上一抬，他便马上站起来了。尢老师说：“朗老的情况就如你和我的外甥女一样，不是她的力，也不是你的力，是我站在后面发的功呀！朗老不知，正是乐幻智站在他的后面，用意念不动声色地起作用。”我问：“假如没有乐老师的操纵呢？”尢老师笑道：“那简直不堪设想，恐怕朗老早就归天了。”随后郑重地说：“朗老过去声名太大，奉承的人也太多，也就自视过高，忘乎所以了。一切得意过头的人，都当引以为戒才是。”接着又补充道：“那天我也在场，但不会说穿的，不仅怕扫了朗老的兴，还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对大人物及那些大大小小的权威们，说真话、实话，难哪！”当局者迷而不悟，旁观者清而难言，在这件事上，朗老一家为人愚弄而至死不知，并不仅仅是“君子可欺以其方”之故，这正是人生和社会的微妙之处，若引而申之、扩而充之，良可叹也，孰能止之？我与尢老师相识的经过且在这里补叙一下：我早年在上海教师进修学院有个学生袁根山，“文革”时下放到上海音乐学院管理房子。袁年轻时患有肺病，动手术后常发气喘。他为了强身，不知在何处学了太极拳，每天早上起来就到校园里练功。有一天正在练习，忽然看到一位女士正在旁边笑着看他打拳，就问：“你有兴趣吗？我来教你。”女士却说：“我会的，而且比你打得好。”袁看她弱不禁风的样子，不大相信。女士就打给他看，一出手，袁就惊呆了。遂问其姓名，哪里学的打拳，她告诉他，她叫尢家铮（巨来文中误作“家珍”，系因上海方言前后鼻音不分致讹），在本校教钢琴，拳术出自家传，父亲是尢彭熙，她是家中最小的女儿。袁遂缘其介绍，拜见其父，开始学最初级的站桩。闲谈时他向尢老师提起我，说到我与朗老一家相熟之事。尢说自己当初也是朗老的座上客，遂当即要我去和他相见。见面后，彼此交谈甚欢。尢甚好客，我就陆续介绍了难友左拉专家毕修勺、莎士比亚专家孙大雨、原沪西中学校长黄濬思、易学大师潘雨廷，同事蒋锡康、吴广洋，好友唐秉珍、上海博物馆黄福康等人到他家，毕老又介绍吴德培、许杰，还有曾任陈毅元帅警卫连连长的马春等人去。其中黄濬思、蒋锡康、吴广洋还学起了站桩，尢大概为他们开了方便法门，三人很快就通了气。我则略无好学之心，旁观而已。尢老师见状，责怪道：“别人想跟我学还得不到，你怎么竟不想学呢？”我说：“我一生坎坷，一身是病，哪有精力来学？何况我现在正在教书写书，没有时间，不能像别人那样常来。此事万请原谅。”尢说：“越是身体不好，就越是应该锻炼。你们年纪大，跟我学，别的没有什么好处，不过可以保证你们比原来的寿命多活五年。”提到生死，我想起幼时德清师对我说过，少林功夫深的人，死时会十分痛苦，筋脉断不了，往往全身缩成一团；而学太极、形意者，又往往会中风，且其年很难及于中寿。他见得多了。我问尢老师此说是否属实，他说：“学得不得法，自会如此；跟我学，保证不会。”我说：“你的好意我领会了，非常感谢，但我实在懒散得很，吃不了苦头。这样吧，我叫我四子永吟学学看。”永吟遂从袁根山学站桩，练了三天，一站就汗出如浆，衣裤尽湿，大喊吃不消，就此中止了学习。这时，女医生费志平忽然到我家来，传其母命说有一位唐师傅想见见我，要我马上就去。费母名徐仲瑶，我在《徐朗西家事琐话》中提到过，其父是和孙中山、朗老一起闹革命，互相称兄道弟的。以其父死得早，朗老怜之，收为义女。我也是在朗老家与她熟识的。徐老太太能预知，我曾带吴广洋去见过她，领教过她这方面的本事，她说我次子永明的事也极验。但不知何故，她百岁后说的话就不灵了。在此处先提一下，容后再表。这位唐师傅是谁，我毫无所知，但徐老太太我是信任的，于是不假思索便跟着费医生来到新闸路的一幢房子。进了客厅，一位老妇人出来接待，要我略等片刻。费告诉我，这位太太名叫高倩萍，原是电影明星，丈夫高占非，也是电影名小生。夫妇早已离异，丈夫亦已去世，有一子高中柱（又作崇树），母子二人都曾跟乐幻智学过太极拳，功夫都不错。高倩萍年轻时和蓝苹合拍过电影，旧时电影杂志曾登有两人的合影。她后来改名希礼，退出电影界，改行当了律师，逃脱了后来“文革”中许多明星遭受的无妄之灾。“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似乎是受了高人的指点。少刻，高请我上楼，只见一位老太太坐着，头发花白，慈眉善目，我想这自然是唐师傅了，便上前向她鞠了一躬。唐师傅说：“你来了，好好！没什么事，回去吧！”我唯唯而退，但心中未免纳闷。这时高对我说：“有事会通知你的，你走吧。”回家后，过一小时光景，费医生来了。她说：“唐师傅说你肠子里生了一个小肿块，像花生米般大小。今带来念过咒的糖果二粒，用开水吞服，今晚不能再吃任何东西。从明天起连吃三个月素，并且不能外出。保证能把你治好。”我说要上课怎么办？她便去请示了唐师傅，转告我：“上课你去好了，最好不要让亲友来家。”我那时天天腹痛，大便有槽成凹形，性懒未去就诊，竟被唐师傅遥视发现了。依其言而行，三个月后，病果霍然而愈。奇怪的是，此后，唐师傅对我在家的举动一一了如指掌，如同在我家安了探头和窃听器一般；但我外出授课时之所遇，她就一概不知了。那时她住的三楼被一个工人占去居住（俗称“抢房子”，“文革”时极普遍的现象），这工人一回家，她就像受了强烈干扰一样，浑然不知我的信息了。这都是费医生告诉我的。当尢老师得知我去新闸路见过唐师傅之后，他就不再坚持要我学站桩了。他私下向我承认唐师傅是他的老师，悄悄地对我说：“我练功修行，碰到许多疑问，想去请师父为我解疑祛惑，但每次都受到阻碍，叫我如何是好？”他希望我能将其意转达给唐师傅。这时我才意识到，尢老师拳术的精进，一定与唐师傅的传授有关。关于唐师傅与尢老师的师徒关系，巨来书中也曾话及，但多道听途说之言。如说：“尢与乐，本为同志（同学密宗之同志），因二人共争拜唐××为师，尢富乐贫。尢遂胜利了。”这就大错特错了。的确，他们两位都是藏密宁玛派（红密）的信徒，但师傅收徒弟，决无只收一人之理。巨来先生不知，乐、尢各有一位女师父，乐的师父是公开的，其徒人人皆知，尊之曰“王师太”而不名；尢的师父则是半公开的，即唐师傅，巨来称为“唐××”者是也。朗老小女儿棣华曾对我说，以前高倩萍常到朗老家去，后来就不去了。棣华有一次在路上遇到高，高对她说：“我现在虽然不到府上来，却是非常关心你们的，常在晚上出神，到府上来探望。”棣华说，她不信高有此本领，不过听说她供奉着一位老太太，具此神通，而高对此事讳莫如深。当时我以为棣华是猜测之辞，想不到后来真的见到高所供奉之人了。巨来文中又说：“尢为密宗信徒，他为西藏诺那活佛之再传弟子，女师乃一女性，名唐××，他特在新闸路某里租一屋供养之。唐居二楼，尢住楼下。人言纷纷，尢置若罔闻。”唐师傅名宛音，巨来不知，遂以××代替；又说屋为尢所租，其实为唐所自置；说“人言纷纷”，亦殊属误会，其实是尢老师和高倩萍同住楼下，共修“无上瑜伽”多年，久不回家。其续弦夫人欧阳敏对此极不满意，只要一提“新闸路”三字，就要大吵大闹。后来尢与高产生嫌隙，再也不在新闸路住了。每次想去请益唐师傅，一到唐家，就被高倩萍推搡出门，使其不得尽言。过了几年，高倩萍、高中柱母子先后以中风去世，子先母后。唐师傅的生活起居由费医生之夫王瑞平照料，费则为其作医疗护理。唐收王为关门弟子，但不知何故，却未收其妻为徒。我逐渐知道了唐师傅的一些情况：她是广东人，原做助产士，不仅是诺那上师的弟子，而且还是他的代表和替身。唐师傅有许多名流弟子，王、费曾逐一为我说起过，但我对海上名流不大熟悉，未能记住。他们说，来磕头的，包括尢老师，都在楼梯上一路跪拜上去的。言下似乎暗指我去见唐时没有礼貌，只鞠一躬；又说我什么事都喜欢寻根究底的，这最不好。他们还说，当年阮玲玉就住在唐师傅家附近，屡去朝拜，被唐收为徒弟，据说死后转世投胎在某处，他们都去看过。我疑惑的是，阮既已皈依，唐能治我之病，却如何不能救阮之死。他们还告诉我了一件与尢家有关的事情：有位高僧刘上师，是唐师傅的师兄，唐曾受过他的大恩。后来将他接到上海，圆寂后投胎为尢老师之女家鉴之子。唐曾要他们去把他找来，欲唤醒他的悟性，不使他转世灵昧。家鉴这个儿子我也见过，已忘其名，今亦不知其近况。1981年尢老师夫妇赴美，从此作不归之鹤。唐师傅忽然又念起家铃、家铮姊妹来。这时已无母亲的阻挡了，她们也就常去探望唐师傅。袁根山说，唐师傅医好了家铮的乳腺癌。家铮则告诉我：“唐师傅要为家铃介绍对象，但这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未说原因。根山则透露家铃是位“女同志”。费医生告诉我：唐师傅说，她要配好七对夫妇方能了却尘缘，数下来已配了五对，但结果都不圆满。唐师傅后以八十九岁高龄化去，辞世前说身后当有三粒舍利子，后检其骨灰，果如其言。尢老师是无锡人，不知是否南宋四大诗人之一尤袤的后裔，但尤袤之“尤”字有一点，而尢老师却说他的姓氏上无一点的。考《正字通》云：“尢，尤之本字。”古书上尢、尤往往通用，其实是异体字。不过名从主人，既祖辈相传皆如此写法，自当以尢老师之说为准（按“尢”另有“汪”音，义别不赘）。尢曾留学比利时，获医学博士学位，外传他留学德国，实误。他原来的确很富有，据朗老之子幼庚说，一是治病收入甚丰，二是娶了富室女为妻。不过据说其妻精神有点不正常,尢与她生了二子二女，一女嫁给石家庄的一个医生，来沪时根山曾见过。一女名家鉴，在海运学院执教，我见过好多回了。尢老师的两个儿子都去劳改过。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朱元璋杀人太多，真作孽啊。我的一个儿子就是他的不知第几世的后身，现在还在受报应呢。”我当时听了，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过了几年，其子刑满释放回沪，我见过一面，身材高大，彬彬有礼，对其父说话时低声下气。但尢老师好像不大理他，也不向我们作介绍。尢前妻卒后，续娶欧阳敏，生有二女，长名家铃，在苏州做医生，因受其父右派株连，夫妇离异，家铃下放到荒山野岭。晚上竟有歹徒破窗而入，欲行非礼，她一边大叫，一边反抗。她虽无多大功夫，但毕竟也曾跟父亲学过几手，对付个把人还是绰有余裕的，一顿痛打，歹徒便落荒而走了。家铃拨乱反正后方回上海。小女儿家铮，前面已经介绍过，我与她交往最多。毕修勺之子克鲁为其父平反，到临海一行，曾约我、根山和家铮一同前往，顺道畅游雁荡、天台，一路叙谈甚洽。家铃、家铮后来都移居美国。尢的形意拳是跟王芗斋学的，巨来把“芗”写作“向”，也是同音之误。尢告诉我，王曾对他说：“我所有的本事都传给你了。若要再上层楼，只有另请高明了。”谈及王时相当尊敬。巨来说王曾用掌击尢致内伤，致师徒反目，此事则从未听尢老师说过，今已无法向逝者致诘了。
作者：刘衍文（1920-2021），浙江省龙游县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寄庐志疑”专栏刊发于《东方早报》副刊《上海书评》，“我在现实中碰到过好些不易解答的事，早就想在专业著述告一段落后志其所疑”，“如今我所陈述的，多数不能用现代知识解释，少数能解释，但未必得其正解，均有待于之后高明者解之”。自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锢，禁忌渐消，有些民间隐蔽的文化传统也逐渐得到介绍，可谓“发潜德之幽光”了。最显着的就是技击之道，电视上不断介绍各家各派，令人眼界大开，似乎已用不到我这个孤陋寡闻之人再来饶舌了。不过平生所见所闻，倒也有可拾遗补阙之处。且在这里信笔书来，供人解闷，为己备忘，未尝不可吧。德清师、祝三师和庆馀师先从幼时说起吧。我籍贯是浙江龙游，地属衢州。衢州有南孔庙，据家谱所载，祖上是在金兵入侵后从山东和衍圣公一起南渡至衢的，世为衢州西安县人。自我祖父始，才迁龙游。此县物产丰富，而当时人口并不多，县人安土重迁，而外地移民则很多，散居于城乡各处。上文提到，到龙游的义乌人多以搬运工为业，这些人多能武术，常教人习拳，言必称宗泽公与戚继光，以此为荣。这是因为抗金名将宗泽是义乌人，而戚继光抗倭，练的兵也是义乌人之故。我认识一个名叫丁德清的义乌师傅，大家都称他为“德清师”（龙游人以前称工匠，去姓称名加“师”字以示尊重），他原来做搬运工，因患吐血之症，没力气再干了，改行做厨师。他烧得一手好菜，其中尤以肉圆、狮子头为最佳，我们孩子都很喜欢和他交谈，也喜欢吃他烧的菜。肉圆是龙游名菜，而狮子头则是扬帮名肴。许多年后，我们曾到扬州馆子去吃过一次狮子头，却觉得德清师的厨艺要高出扬帮数倍，以后便再也不想去问津了。小时候我们也不是又冷又饿，成年后也不可能日食万钱，前后滋味大异，想来与周容《芋老人传》中所说的宰相不一样吧？当地人都说德清师患的是肺痨，他自己也是这么说的。那时大家都不知道肺病会传染，都爱吃他烧的菜，不怕与他接触。德清师告诉我们，有兄弟两个义乌人来龙游，哥哥身材矮小，却是个教拳的师傅，武艺要得；弟弟叫祝三，体魄强壮，虽拳术不如乃兄，却有天生神力。他曾与当地搬运工发生争吵，一人便将三十多人全部打伤，自己却毫发无损，连累老板赔了医药费。以后被打的这帮人见了他就远远避开，知道惹他不得，须知这些人也是有武艺在身的。有一次，外地来了一个耍“流星锤”的汉子，有两个徒弟陪着。所谓“流星锤”，是一个挂在铁链条上的铁锤。汉子出其不意，竟一锤向坐在账桌前的老板打去，差一点就要打到脸上了，却随即收锤在手，接着拔出三支短镖往柜台上一摆，强要老板付钱消灾。老板开始猝不及防，大吃一惊，既而愤极，顺手把那三支镖扫到地上，用的是左手，谁知这一下可惹祸了。原来江湖上的规矩，若用右手把镖甩掉，他不怪你，会继续讨价还价；但用了左手，就认为是要和他较量了。正在争执之际，祝三师来了，把汉子像抓小鸡般一手提起，向街心摔去，摔得他四肢扑地，几乎不能动弹。四周观者如堵，汉子良久才勉强爬起，蹒跚着脚步，走到祝三师面前，拱一拱手说：“佩服、佩服。请教尊姓大名。三年以后再来领教。”说着就和两个徒弟一起离开了。“三年”的话，只不过是他下场时遮羞用的，其实再也不曾来寻仇。祝三师的神力不禁使我联想起《三国演义》中吕布辕门射戟前，把袁术大将纪灵“一把扯回，如提童稚”的情景。大约再过了二十多年吧，祝三师突然发精神病了，同事都很怕他会动手伤人，于是叫他的儿子来龙游照顾。可能是在甲戌年的除夕（依公历已到1935年）吧，他忽然被人发现在厕所里自缢而死。与其同住宿舍的饶宗祥和我关系最好，他告诉我，祝三师死后，他每晚必闻到布料烧焦之味（他称为“破布臭”），达三月之久始散，同住的人也都闻到。吓得宗祥晚上不敢一个人上厕所，生怕吊死鬼现形。宗祥说：女子吊死处，其初必闻水粉香；男子吊死处，则必有破布臭。他说这见得多了。祝三师精神失常后，我曾见到过一次，也见过他的儿子，但没有交谈过，至今不知祝三师姓什么。他的拳师哥哥则从未谋面，后悔当时未向德清师问个清楚。当时我已看完《水浒传》，就问德清师，你们有没有 “武松打虎”的能耐呢？德清师说这不容易的，于是便讲了义乌两个遇虎之人的故事，还说了他们的姓名，可惜我现在已经记不起了。一人武艺高强，有“铁臂”之称。一次途中遇虎，他以右臂挡之，结果人与虎都半昏迷了。众人来把他救回，始发现虎伏于旁，用舌舔其右臂不止，弄得只剩下骨头空挂在身上。从此虽剩左臂，还是十来个人近不了身。另一人则平时精神不大正常。一天，以硬木扁担挑物进山，在路上休息时碰到老虎勐扑过来，他即以扁担直冲过去，恰巧插入老虎的血盆大口。老虎痛极，直往后退，此人就手执扁担向前步步紧逼，结果老虎退到山崖，跌下去摔死了，扁担还插在老虎嘴里呢。德清师说，论拳术，凤阳人要比义乌人高。义乌前辈中有一人，年纪要比他大三十馀岁，武艺之高当地无人能敌。后到凤阳，受到一老拳师赏识，又教了他许多绝技，且以爱女招之为婿。这女儿身手亦甚不凡，夫妇两人，日夕研讨技击。后来此人还乡，竟另外娶妻生子。凤阳的老丈人死后，其妻来义乌找他，发现他已另有新欢，就在他家门口一棵树上，将一双小脚倒挂枝条，绝食而死，附近来观者甚众。三寸金莲，倒挂树上，死而不坠，亦是奇事。人们都同情这个凤阳女子，为之叹息，无不谴责其夫之无情无义。德清师也认识此人，从此就不再理他了。可见公道自在人心，良知良能还是不会泯灭的。除了义乌人外，其他外地人也不乏有武艺绝技的。在我小学毕业，即将进入中学时，又认识了一个酿酒的庆馀师，他是浙江淳安人，姓什么已经忘记了。他工作很清闲，一般上午工作，下午就下象棋，我是观弈时与他相熟的，也是他教会了我下棋。他常和我外出散步、交谈。他对我说，他是在淳安打抱不平，打死一个土豪后逃出来的。打手追他，都被他逐一打翻。要是被他们抓获，早就没了性命。他曾让我看他的两项绝技，一是满满的一大桶水，系上短绳，用牙齿咬着把它提起，一连转好几个身。二是将一张八仙桌，很沉的，手执一腿平平提起，身转三四圈，左右手皆能。我不禁看呆了，说：“你真是生不逢辰啊！若在刀枪对垒的时代，岂不是一员勐将！”我曾听说义乌拳有个故示弱以图取胜的绝招“九渡十八跌”，问他会不会，他说：“听说过，不过不会。绝招都是不外传的，要传也只传一两个人。我的功夫也是一样。”抗日军兴，庆馀师离开龙游，从此便杳无音讯了。大力士钱荣海、姚善林放暑假时，大力士钱荣海带了一班人来龙游演技，兼给人治伤，演技有跌打表演、钉山打石、单拉汽车、双拉汽车等，当时惊为天人，后来见得多了，知道都是大力士的惯弄之技，不足为奇的。但当时在我们这个闭塞的山城，却都轰动一时。我当时左脚跌伤，有父执介绍我去找钱医治。钱让我把脚平放在凳子上，手执一根一尺多长的铁针从膝盖骨上钻进去，酸痛得我冷汗直冒。这样一连钻了三次，最后钱说：“你受伤太久了，早一点来医就好了。不过从此保证你能走路，阴雨天受凉或许会痛，但无大碍。”结果果如所言。他用的针，与一般针灸医生所用的大不相同，后来我也从未见过。晚年听一位一起学习的某校校长（姓名失记）说：早年青岛有位德国经理患头痛头晕，群医束手，痛苦异常，后来请到一位当地土医，就是用这样长、这样粗的针扎其穴位的，一针即见效。土医很穷，经理就把他安排在公司任职。一战结束，德国打败，公司息业停产，经理还把这个土医带到德国去。这种绝技在中土失传，真是可惜！钱荣海给我治病后不到三年，他的杂技团就告解散了，意想不到的是他竟客死江西。听说他们在江西某地演技行医时，被一个小和尚嘲笑，钱便对他略施薄惩。小和尚回到庙中哭诉，老和尚便下山去找钱，说：“小徒不懂事，开罪大师，大师当看他年纪轻，宽宏大量一些，那才是功德呀！大师竟不肯饶人，有此功夫，实在佩服、佩服！”说罢便双手合十而去。哪知老僧走后不到一刻钟，钱就四肢麻痹，一会儿就神志不清，当晚即告断气了。据内行人说：老和尚对钱施了“飞穴”之术。 “点穴”之术，知者甚多，既可用以打人，亦可用于治病，武侠小说多有描述。但江西的“飞穴”之术则知者甚少，能之者亦秘而不宣。“点穴”要点到穴道才会起作用，但“飞穴”却是能隔着空间的，其技比点穴更高一筹。老僧要为其徒出气，背佛家慈悲之旨，居然心狠手辣，下此毒手。钱荣海死后，其妻嫁给了他的大徒弟劳振坤，在我们家乡定居，靠行医为生。另一位大力士叫姚善林，他的故事我是听表弟罗诚说的。那时我已在杭州新群高级中学文科教书，表弟为找工作而来杭州。谈起钱荣海，他就说，姚善林的本事才是真大。抗战时，衢州中学迁至石梁，他正在该校读书，就是在那时看到姚的，其技为平生所仅见。一天，姚带了一班人，借衢中的操场演技行医。当时学校有个体育教员叫李宝书的，也曾教过我，东北人，军人出身，人高马大，亦练武功，但却胸无点墨，爱吹牛皮。如曾说某航空员开飞机在天上盘旋，见他正在教习体操，居然低飞向他致敬，定睛一看，原来这是他的学生，遂与之交谈良久。同学们听了都不禁哄堂大笑。李宝书听说姚善林占用操场演技，大为不满，就来找姚。姚请他坐，递上香烟，说：“多多打扰，我们是向校方打过招唿的，借操场空闲时混口饭吃，请多多包涵。”不料李接过香烟，向地下一掷，拔出拳头便向姚打去，大叫：“我要打你！”谁知拳尚未到身，姚即以一手紧扣其腕，将其反转，使李几乎弯腰至地，动弹不得。姚接着就对大家说：“我对这位先生够客气的了。请他坐，请他吸烟，还向他补打招唿，一点没有开罪他，为什么一上来莫名其妙就要打我？大家评评理。我们走江湖的，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不欺侮人，也决不能让人欺侮……”这时围观人中有当地老乡，也有学生，罗诚也在其中。大家七劝八劝，终于让姚松开了手。李回宿舍要拿手枪来打姚，被同事和学生劝住。此后，李觉得丢了面子，竟有两个多星期不敢出来上课，当然再也不敢瞎吹了。强中更有强中手，二人的较量也许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但姚的确还有其特殊的本领。他的绝招是缩身缩骨：一个上下左右都是利刃的小空间，小到头伸进去就难免受伤的刀剑之丛，他能缩身纵跳穿隙而过。罗诚亲见过好几回了。后来听人说凡大力士皆能此技，乡人则说钱荣海和他的徒弟也有这一招，但我却未曾见到。黄煦先生所谈抗战胜利，神州光复，迁至浙江云和的省通志馆，也准备随省政府复员到杭州。馆中同仁都在包扎行李，整装待发。由于缺乏交通工具，虽心急如焚，但还得耐心等候，竟一连等了三个多星期没有消息。同事们既不能办公，又不能丢开这些包扎起来的书籍用品不管，只能坐着闲聊。馆员黄煦先生，原是家父在凤梧书院读书时的同学，他对家父印象甚深，但家父健忘，已经记不得有这么个同窗了。黄先生是终身素食的，平日老老实实，勤勤恳恳，沉默寡言。我在《雕虫诗话》卷五中曾提起过他，但因无关诗艺，未曾提及其所谈的奇闻异事，这里不妨作一补记。黄先生说：云和这里治安很好，很安静。上海则是流氓横行的天下，杭州情况要稍好一些，但也应该小心。同事们听了，都有些害怕。有人问：那怎么办呢？他说：“如果三五个人上来找我寻衅，不在话下；即使上来十几个人，我也不怕。”这时，同仁才知道他有武艺，但平时一点都看不出来，真可谓真人不露相。问他是从哪里学来的。他说是父亲所教，父亲则是飞云师所传。大家问飞云师是谁，于是他就讲起飞云师的情况。飞云师是一个隐姓埋名的和尚，人们怀疑他原是太平天国的中下级军官，失败后逃出来出家的。他隐居在龙游、遂昌和衢州交界的山区小庙里，教了十三个徒弟。黄父是大师兄，得其真传，最小的徒弟叫黄金龙，功夫也好。但飞云师认为黄金龙本性不良，终会犯凶，临终前嘱托大师兄好好管教他，因为只有大师兄才有制伏他的功夫。黄金龙知道大师兄家有一册“抓筋”秘本，经常来借看，黄父被纠缠不过，便一烧了之。所谓“抓筋”，即格斗时能用手迅速将对方的血管拉出，或使之堵塞之术。同仁们问黄有没有这一绝招。他说他父亲会，但不肯教人，包括自己的子女，惟恐他们失控闯祸。但黄又说，他虽不会“抓筋”，但应付几个彪形大汉还绰绰有馀。大家听得兴起，要他露一手。他便叫我们上来，我们一拥而上，却都近不了他身。一近其身，就感到心胸沉闷异常，非要退到一定的距离此感才消。于是知道黄先生自述非虚。
作者：刘衍文（1920-2021），浙江省龙游县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寄庐志疑”专栏刊发于《东方早报》副刊《上海书评》，“我在现实中碰到过好些不易解答的事，早就想在专业著述告一段落后志其所疑”，“如今我所陈述的，多数不能用现代知识解释，少数能解释，但未必得其正解，均有待于之后高明者解之”。康梁是“耗子精”？但相术反过来影响人生，却也是不可忽视之事。《太平广记》载唐代李勣临阵选将，必相有福禄者而后遣之，说：“薄命之人，不足与成功名。”《宋史》载知枢密院事王德用，因被人攻击“貌类艺祖(指宋太祖)”而被贬为武宁军节度使。戴冠《濯缨亭笔记》载元世祖召见赵孟睿“丰姿如玉，照映左右”，“心异之，以为非人臣相，使脱冠而头锐，乃曰：‘不过一俊书生耳！’”缘此逃脱了一条性命。袁忠彻利用明成祖相信其相法这一点，对与他有过节的官员，常在御前就其面相加以贬损。清代因地方官不足，凡会试落第之举人，可以入京大挑。大挑不讲成绩，只讲仪表。据《清稗类钞》记载：“大挑论品貌，以‘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八字为衡。‘同’则面方长，‘田’则面方短，‘贯’则头大身直长，‘日’则肥瘦长短适中而端直，皆中选。‘身’则体斜不正，‘甲’则头大身小，‘气’则单肩高耸，‘由’则头小身大，皆不中选。”我的祖姑爷，就是缘大挑一等中选而派往安徽绩溪任县令的，前文已经叙及，这也是叨风鉴之光吧。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记特务头子戴笠相信命相，“他平日用人，特别是新吸收的地位较高的人，也爱引用相书上一类话，从面部和外表举止来决定取舍；对一些生得獐头鼠目、眼斜鼻歪的人，他便不大中意”。如此则相术显然影响了戴笠下属的命运。想来沈先生的相貌总是戴笠相中的吧？不然就不会如其笔下描写的那样得到“间谍王”的信任了。不过，友人高镛先生对我说，沈先生并没有他自己在文中描写的那么能干，也没那么受重用，实际上经常受到戴笠的训斥。老朋友最知道底细，古语云：“宁逢恶宾，无逢故人。”此之谓也。高曾在军统与沈共事，年纪轻轻就做了上校，我是在里弄监督劳动时和他相识的。相术实际上是非常势利的，富贵即是相好，贫贱即是相坏，不问才德的。如东汉赵壹，才华出众，善相人说他“仕不过郡吏”，后竟如其言。李贺诗“赵壹赋命薄”(《出城别张又新酬李汉》)即借此寓叹。宋末奸相贾似道，少年时“荒于饮博”， “有布裘道者瞪视曰：‘官人可自爱重，将来功名不在韩魏公下。’”(《齐东野语》)也是仅从功名着眼的。从政治立场出发加以评判的非常罕见，但近世李文田(1834-1895)却似有这样的倾向。文田字仲约，号若农(一作芍农，亦作药农)。广东顺德人，咸丰九年己未(1859)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擅史地之学。近人马叙伦(1885-1970)《石屋馀渖》中有《李若农善相》一则，兹录于下：侍叔通师丈坐，闻李若农先生文田轶事。先生广东顺德人，以殿试一甲第三名入翰林，终于侍郎。平生精治西北地理，又擅书，声名籍甚，然多不知其复精姑布子卿之术也。闻其术受之清故相英和，英和不知受于何人。英和相人甚验，有欲从受其术者，皆不可。一日，途遇一计偕者，促令从人询得名姓，即遣人诣其寓召之。其人魏姓，闻命惶恐，商诸其侣，其侣曰：“若未犯法，得相召，必有大望，无恐也。”魏乃应召。英和询魏知相法否，魏以略习为对。英和谓之曰：“汝无贵相，即赴礼部试亦无望。第姑应之，不得举亦无怨，可来寓余家，当以相术传汝。”魏果报罢，遂留都，寓英和所。英和命之窃相来者。一日，吾杭许滇生先生乃普谒英和，魏先从棂际窥之，惊曰：“状元宰相也。”及英和肃客,魏复相之，详视天庭，乃曰：“鼎甲而不元，一品而不相。”文恪果是榜眼，而以吏部尚书终也。若农先生虽亦出英和门，而受法于魏。先生尝相其门人沈子培先生曾植、汪穰卿丈康年、汪伯棠丈大燮；谓子培当终三品，穰卿当以潦倒毕生，伯棠当至侍郎，悉如其言。然子培清亡后犹拜尚书之命，棠丈建国后官至国务总理，略当清之相职，而先生仅举其清代所历，又不知其故也。萍乡文芸阁廷式以尝授德宗之珍、瑾二妃读，故当二妃有宠时颇喧赫，附势者辄谀之以当大贵。一日，先生见广坐皆谀之不置，私谓所亲曰：“大家皆乱说耳。芸阁官不过四品，且即当失势。”已而亦如所言。泗州杨士骧起家翰林，尝托沈子培请先生相，子培苦无间。一日，并会某家，正同席坐，子培以为得机，乃询先生：“今日同席者相孰贵？”先生曰：“杨最贵，当至总督。”士骧竟卒于直隶总督。人果于相定其禄位耶？按叔通即陈叔通(1876-1966)，名敬第，为马叙伦之师，两人皆先师越园先生的好友，马文中提到的其他人，先师同他们也有交往，就不赘述了。李若农给人看相，于文廷式、汪康年、杨士骧三人是说准了的。有疑问的是汪大燮和沈曾植两位。不过，汪国务总理在入民国之后；沈在民国六年(1917)张勋复辟时召授学部尚书，只是闹剧一场而已，岂能作准？若以清亡为限，倒也不能说没有说对。但若农相面，最使人愕然的，无过于对康有为和梁启超了。按近人李详《药裹慵谈》卷五《沈乙庵述李若农善相》云：李若农先生文田以善相名。乙庵，其门生也。一日集于沈所，门者以梁启超刺入，沈亟白李曰：“老夫子曾言，吾乡新出梁生，足为粤人生色。今其人来，可以一谈。”及梁入，李骤色变，翅须泳齿(这四个字我读不懂，望高明有以教我)，若无所见。梁窘甚，辞出。沈云：“往者老夫子于梁闻声相慕，今何蓄怒以待？”李云：“耗子精，扰乱天下必此人也。”……沈亲告余，以鲜知记之。而沈在《与王彦威书》中，则又言李若农目为“耗子精”的是康有为。显然，这都是站在保守派的立场来说的，在他们眼中，康梁自是“城狐社鼠”。在我们看来，康有为的学问人品虽不足道，但其变法之志却无可厚非；而梁启超对我国学术界影响至巨，均非“耗子精”三字可以抹煞。如此则李文田之“善相”，谓之“不善相”、“不知相”可也。相术看近不看远还有，相术之弊在于，往往只看本人、不管后代，只看一时、不管将来。杜牧有一篇《论相》说得好：吕公善相人，言女吕后当大贵，宜以配季。季后为天子，吕后复称制天下，王吕氏子弟悉以大国；隋文帝，相工来和辈数人亦言当为帝者，后篡窃果得之。诚相法之不谬矣。吕后自称制通为后，凡二十馀年间；隋氏自篡至灭，凡三十六年间。男女族属，杀灭殆尽，当秦末，吕氏大族也；周末，杨氏为八柱国，公侯相袭久矣。一旦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窃位号，不三二十年间，壮老婴儿，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为吕氏之福邪，为祸邪？ 一男子为杨氏之祸耶，为福耶？得一时之贵，灭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当曰：此必为吕氏、杨氏之祸，乃可为真相人矣。今断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为，况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读荀卿《非相》，因感吕氏、杨氏，知卿为大儒矣。很可能这是一篇借古讽今之作。《旧唐书·袁天纲传》载武则天幼时，袁天纲上门，“乳母时抱则天衣男子之服，天纲曰：‘此郎君子神色爽彻，不可易知，试令行看。’于是步于床前，仍令举目。天纲大惊曰：‘此郎君子龙睛凤颈，贵人之极也。’更转侧视之，又惊曰：‘必若是女，实不可窥测，后当为天下之主矣。’”而武氏家族后来的下场极为悲惨。杜牧取古事立论，所发的显然也是“后人哀之而不鉴之”的感慨。我们的观感则是，袁天纲虽然是名登青史的相士，竟也是看近不看远的。然而，话说回来，“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真的要放眼千百年后，也实在看不过来。郭沫若、毕修勺看相看了以上文字，读者想来必定以为我改弦易辙，做起科普文章，跟在打假斗士车后邯郸学步了。否否！我不信的是坊间流行的相书，而对于相术本身，却是认为必有可观、不无可取的。诚然，相士中的确有广布眼线、多方刺探以行诈骗之术者，但也有得到秘传、其言有验之人。且在此就见闻所及，略述数人，以为谈助。一位是给郭沫若先生看相的人，郭氏曾在《湖心亭》一文中详加记述。形式虽是小说，内容实是自叙。这事发生在1925年，郭氏三十四岁。且抄下郭老绘声绘色的文章吧，相士云：——“唔，‘明堂清明，眼仁黑白分明，只是眼神还有点混浊，内室还有点不清。’——你先生心里有点不如意，是不是呢？看眼可以观心象呢，吓吓吓。但是一交春就好了。今天是二十八，再隔十二天便要交运了。‘明年鸿钧运转。四十六岁要交大运。’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你的厄运就要过了。‘左眉高，右眉低’，是乃扬眉吐气之象。‘头部丰满，额部宽敞，东西相称，四方四正’，你将来成名在北，收利在南呢！到晚年来更好，‘人中长长，上阔下张’，你这是长生之相。唉！先生，你的相真好，不是我愚老奉承。我愚老广走江湖，上到湖广，下走南洋，南北二京，东西十八行省，我愚老都是走遍了的，都没有看见过像你阁下这样的好相呢，请你把手伸出来给我看看。”我把右手伸给他。——“不对，要左手。……啊，你这手色比脸色更好了。‘中指为龙，宾主相称，二指为主，四指为宾’，你这是鱼龙得水之相。只是小指太短，将来提防有小人暗算。这一层，你阁下可要留意，但是不要紧的。你这手掌很好，‘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中央为明堂，坐明堂而听四方，四通八达’，你阁下将来名成利就，没有一件事情不好的呢。吓吓吓，……”(《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九卷)按郭老在二十八岁时，落拓沪滨，按相术上说，正交两眉之间的“印堂”，这年过去，二十九岁运行“山林”，在前额左眉角上，一名“天仓”，又名“驿马”，十二宫为“迁移宫”，自是交转之时，这是易于判断的。但四十六岁运行“左颧”，要断其行“大运”殊属不易，而郭老正是在这一年(1937)7月自日本归国，9月，受到蒋介石接见，次年即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政务委员、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中将军衔的。郭老描写相士时笔带揶揄，似表鄙夷。但后来其言竟验，顿觉大奇，自此与友朋谈笑间便津津乐道(见潘梓年《诗才·史学·书征气度》)，还忍不住在《从日本回来了》一文中又带了一笔。军政部部长陈诚读了这篇文章，与郭老一起到前线对军人“训话”时，因担忧日寇丢炸弹，还对他说：“今晚要托你的洪福才好。”“你自己的文章上不是说，说你今年要交大运吗？”这是郭老第三次在笔下提及了，见《在轰炸中来去》一文。一位是给毕修勺先生看相的人。有一次，我与毕老、唐秉珍在一起闲聊。谈及术数，毕老说，他是基本不信的，但有一次同乡介绍一个相面先生来，却使他惊呆了。那人开口便说：“你在某年某月某日照理要死的，不过有人做了你的替代。”那时毕老正为好友陈诚所邀，同郭老一样，也在军事委员会任政务委员，军衔也是中将，还担任《扫荡报》的主笔。那一回，另一位临海同乡到重庆来求他介绍工作，他便请同乡在家住下。毕老原睡楼下，即以此房待客，自己则睡到楼上去了。不料一天敌机来袭，炸弹爆炸，冲击波所及，房子轰然倒塌，楼下的同乡当场压死，毕老则陷入昏迷，送医院抢救多时方才转危为安。当然，这些具体细节相士是不会知道的。相士还对毕老说：“你有二男三女。”同乡知道毕老膝下确有二男，但仅二女，登时急叫：“不对，不对！”毕老却从容说：“听他讲下去吧。”原来毕老果然还有一女，为情人所生，同乡却不知晓。毕老告诉我们，这位情人如今尚在。毕老去“劳动改造”后，她靠卖血为生，将这孩子连同她前夫的两个女儿一起抚养成人。 “我带你们去她家看看。”于是我们一起到了她家。她与前夫所生的两个女儿都称毕老为“毕先生”，其中一个已经出嫁。她对我们谈起往事，声泪俱下，说：“我是对得起毕先生的。”毕老闻言，默然良久。毕老与她生的女儿上山下乡运动中赴安徽插队，嫁给一个支部书记的儿子。小两口到上海举行婚礼时，毕老一家都去喝喜酒的。毕师母蔡玉凤去世后，毕老颇想与情人复合，但由于多种原因，不能破镜重圆。术数最难测的就是子女之数，而这位相士望而即知，可谓神乎其技了。但他对毕老在建国后几被枪决、后又陷入囹圄之事却无一言提及。也许过去的事在人脸上留下的痕迹较为明显，能被术士窥见；而将来的事尚未成形，端倪之细不易察知吧。关于毕老的详情，可参见《我的忘年知交毕修勺先生》(见拙作《寄庐杂笔》379-393页)，兹不多赘。以上所述，乃前文所未叙者。胡适、顾颉刚、钱穆看相一位是给胡适看手相的人。《胡适日记》1921年8月26日记学过西洋看手纹法的郑莱给他看手相，“说的有些话不足为凭，因为他同我很熟。但有两事颇不是他平日能知道的：他说，我受感情和想像的冲动大于受论理的影响。此是外人不易知道的。……他说，我虽可以过规矩的生活，虽不喜欢过那种gay的生活，虽平时偏向庄重的生活，但我能放肆我自己，有时也能做很gay的生活。”素来不信术数的胡适这回却认为郑莱看得很对，道出了他性格上的隐秘。一位是替顾颉刚先生夫妇看手相的人。小友张旭东见告，《顾颉刚日记》1951年9月11日云：湲儿(顾氏第三女顾湲)生之前夕，我与静秋(顾夫人张静秋)到同济，遇一助教黄君，决言是女，验矣。又言予五十九当生子，又验矣。彼以手纹相者，其灵至此，奇哉！崔冷秋之侄崔新，两月前为静秋起课，亦云必得子，并谓如不得子以后不再卜矣，今亦验。然则成都黄子澄谓予得子虽迟，终能见其成立者，倘亦可验耶？顾先生独子名德堪，果生于1951年顾五十九岁时。我们知道，说某人生男还是生女，有二分之一的概率，还存在蒙对的可能；要说某人在某年会生男孩，臆断则可，说中实难。所以顾先生虽善“疑古”，在事实面前也不由得不“信今”了。一位是给熊十力、梁漱溟、钱穆诸公看相的人。钱穆《师友杂忆》记在北京大学时，梁漱溟招一位四川人来寓为众人看相，相士说熊十力“乃麋鹿之姿，当常在山林间，并言漱溟步履轻，下梢恐无好收场。言余精气神三者皆足，行坐一态，此下当能先后如一” 。对在钱家任书记员的贾克文，却说：“此君有官相。为日不远，官运来逼，弗可避。”不久，贾为其表兄招去，至张家口为警务，因性恬淡，不安于职，未一载，即返北平，而仍任闲职。钱穆认为这位相士可谓“谈言微中”了。一位是我表弟罗诚遇到的和尚。罗诚我在上文写到过，他是清末著名将领、官至湖南提督的罗大春的曾孙。罗是贵州施秉人，后来在衢州安家。表弟那年考高中名落孙山，预备来年再战，竟从衢州到我们龙游小县来补习了。那时卸任的县教育局长魏正德开了一个补习班，补习者有近三十人之数。那时我不在家乡，已随浙江省通志馆复员到杭州。表弟后来告诉我，一天，补习班里来了一个和尚，为大家看相。奇怪的是，这和尚只要摸一摸人的后脑勺，谛视一下，就能说出他的生辰八字及家庭情况。和尚道表弟家有兄弟四人，系三母所生，说得一点不差；又道同学中数罗诚最有出息，会飞黄腾达。后来家人得知此事，都对罗诚寄托了莫大的希望。若以骗术而论，在龙游本地的学生，也许能够打听到一些情况；而从衢州来的人，哪里能探知其地址而去暗中寻访呢；再说即使拿到一张个人情况登记表，怎么知道谁是谁呢？何况生辰八字有许多人连自己都弄不清楚。这和尚确有本事，可惜他预言表弟前程的话非但不准，竟是恰恰相反！建国初，罗诚在杭州工作，后来下放到淳安锻炼，与当地一位农村姑娘结了婚，不料此举却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按那时的政策，凡家属原在农村的，或新与农村户口之人结婚的，都得到农村去和家属一起过。表弟亦以此故，只得到淳安去住。先做代课教师，俄语、英语、语文无所不教；又干上临时编辑，睦剧、说唱奉命即编，居然还登台去说大书。不久，新安江水库修建，淳安全县动迁，他只好偕妻回到衢州，以做临时工度日。后来因书法不错，到一家锦旗店内写字糊口。妻子则摆了一个水果摊，不料又被汽车撞成残疾。夫妻俩真可谓颠沛万状、困顿不堪了。直至八十多岁，罗诚得遇钱江源茶叶商行总经理刘卫平先生，礼贤下士，拟请他出山担任茶叶研究馆副馆长，还要把他的手书诗词在旅游景点立石，地方领导人也准备为他办离休手续。本以为就要“太公八十遇文王”了，不意突然染疾不治而亡，终究还是一无所得。即使诗能刻，碑能立，又何济于事哉！和尚说命运不准，但测生辰、谈家庭却如此精确，此何故欤？而像这样的相士，似未见历代笔记道及，后来也未听人说起过。“史无前例”，早已注定一位是替著名作曲家萧君相面的人。有一次，小友陈惠玲来舍，说孙校长家有客来，想请我去谈谈。说罢，就陪我去了孙家。孙校长即培明女中校长孙鸣岐女士，著名的民主人士。其夫金月章先生早死，她继其夫业，二十多岁就做了校长。学校延请名师甚多，声誉极好。安排了不少在沪的革命者任教，如胡乔木就在该校教过历史，不料孙女士却缘此而在“文革”中大受迫害。来客是音乐家萧先生，他与孙校长的独生女金言女士曾在海军文工团共过事。萧君对我说：拨乱反正不久，他乘船到大连出差，与旅客们闲谈时，因话题所及，感叹地说：“人的思想要改变真难，科学这么发达了，想不到还会有这么多人念经拜佛，还迷信什么算命看相、卜卦求签！”旁边一个中年汉子听了，大表异议：“不对，不对，相是有的，命也是有的！你要是不信，我就说出一件你过去的事来。”“说吧。” “有一天，你坐在桌旁写字，突然地震了。你钻到桌下，白蚁蛀空的屋梁倒下，弄得你满身是灰，受惊不小，有过这样的事吗？”萧惊呆了，那是他在云南部队时发生的事，此人怎么会知道呢？于是他接着问：“你还知道什么事吗？”“某年某月到某年某月，你坐过一年牢，是不是？”萧更惊呆了。这时，躺在萧上铺的女青年听了好奇，便也发问：“你看我怎么样？”汉子应声回答：“你爹死了，你是奔丧回去的。”旁边铺上的一男青年也开腔了：“你看我怎么样？”汉子脱口而出：“你也是奔丧回去的。”原来这是姐弟俩，可这层关系汉子却没有看出来。这时，查票的人来了，见状说：“你怎么搞迷信活动，跟我走！” 说着就把他带走了，汉子临走时回头一笑。许久，汉子才回舱来，萧问他情况。汉子说：“这种事情我碰得多了，只要肯让我开口，就没问题。” 萧问：“怎么去了这么久？”汉子说：“在场的每一个人，我都讲出他身上发生的一件事来，幸好无一不中。接下去他们就这个唤那个来，那个又叫这个来，船上干活的，差不多都看遍了。”“这就放过你啦？”“不，他们的头头教训我呢：你要认识清楚，你的确是在搞迷信活动，这是没法否定的。不过这次算了，以后不准再搞，回舱位去吧。”萧觉得此事可发一笑，便又问汉子：“你看我今后怎样？” “你将来很好，不过该有两年牢狱之灾，要知道详细，还得看一看命造，但这里不方便。” “这灾能避得过吗？”汉子沉吟了一下，说：“我看是逃不过的。”萧问：“这套本事你是怎么学来的？”汉子说，他是天目山人，父亲原是和尚，母亲原是尼姑，建国后还俗结婚的。这套本领都是父母所传。我问萧君：“你问过他的姓名、住址吗？”“没有。”我听了不禁怅然。萧君来孙家会我，是想要我为他推命，看看天目山人的预言是否有道理。我推算了一下，只觉得流年不利，看不出有“两年牢狱之灾”来。萧又说：“他还告诉我，有两个属猪的要害我。”这真匪夷所思了，命书、相书上从没有这么具体的判断，要不是汉子有这么多神验之事，我一定会斥之为胡说八道的。这年岁暮的一天晚上，萧君听到敲门声，有不速之客二人来，问：“你是萧某吗？我们是法警，有人控告你。从现在起，你不要出门，得随时听我们传唤。你可以自己请律师，也可以由我们代请。”萧说：“这些事我一点不懂，随你们的便吧！”萧怕自己的作品也随之化为乌有，于是便把著作匆匆包好，送到孙校长家，说：“想不到真会发生这样的事，我恐怕过不去了。你女儿出国，托她把这些稿子带到国外去出版吧。”说罢就匆匆走了。两年后，孙校长因病去世，在追悼会上，我居然又见到了萧君，问他情况，他说：“判处管制两年，刚刚撤销。”据金言女士告诉我，萧在“文革”中受某人之累入狱，被逼检举其人，审讯夜以继日，车轮大战，无奈只能胡乱交代，签字画押，这才释放出来。而如今被检举者不但平反昭雪，还官进数阶，于是便来追究萧的诬告之罪了。这时，一个与萧一起系狱之人也出来作了人证。而这两位的确都生肖属猪！原来萧君两次受刑事处分，竟皆为一事所累。我不懂，何以这些事的前因后果，都会在脸上呈现呢？难道“史无前例”的日子里所发生的荒诞之事，都是冥冥中早已注定的吗？此后我就从来没与萧君会过面了。但常在电视上听过、见过他所谱曲子的演奏，有一次还看过介绍他的新闻。如此，则天目山人说他“将来很好”，并不是空言相慰。一位是在浙江温岭豆制品厂工作的人，不用见人，单凭照片就能看相。某年，他在报上见某巨公照，说他不久就当去世，人皆不信，后来果符其言。接着，某公标准像见报，媒体“英明”之颂不绝。其人看了却说：“这人做不长的，最多五年。”人又皆不信，后来亦果符其言。友人应仲峰曾托人将其妻的照片带去，他一看就说：“这个女人是不会生小孩的。”说得一点不差，仲峰夫妇后来移居美国，至今尚膝下无儿。小友王度新曾寄照片去，他断言度新活不过三十六岁。度新有严重的哮喘病，后来与我们失去联系，不知中年以后病情能缓解否。但愿相士是信口开河，其言不验。大汉奸梁鸿志(众异)沉迷于相术，《汪辟疆文集》中有一篇《题梁鸿志〈爰居阁诗续〉卷首》，专记梁鸿志给黄濬(秋岳)和自己看相之事，照录如下：丁亥十月，瑞京以此册见贻，诵其《佳日》一篇，言外似有悔恨之意，然已晚矣。邓守瑕题黄秋岳近诗句云：“吾辈宁从人作贼，京曹几见尔登仙。”真谶语也。又程穆庵语余云：乙丙之间，众异游杭州，秋岳亦来。一日，集湖滨楼外楼，谈笑甚洽。众异忽熟视秋岳曰：“君定不免。”黄虽惊，然以为戏言，众异更申言者再，座客忽诘之曰：“君既精相法，曷自言其休咎乎？”梁对镜久之，叹曰：“我亦不免。”此抗战前一二年事，穆庵所亲见亲闻者。不谓逾年黄果以通敌死国法，又十一年而梁亦被极刑。姑布子卿之术果足征乎？亦异事也。梁之相黄与其自相，可谓神验。但黄、梁二人，如能洁身自好，想不会有杀身之祸。不过，个人也好，国家也好，其历史都不能假设。时间的道路与空间的道路不同，是不可能回过头来重走的。戴笠“摸骨相”前面曾经说起盲师算命之事，其实，瞎子也能看相，当然不是用目，而是用手和耳，载籍称“揣骨听声”，而俗即称“摸骨相”。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云：嘉庆戊午五月，余扈从滦阳，将行之前，赵鹿泉前辈云：有瞽者郝生，主彭芸楣参知家，以揣骨游士大夫间，语多奇险；唯揣胡祭酒长龄，知其四品，不知其状元耳。在江湖术士中，其艺差精。郝自称河间人，余询乡里无知者，殆久游于外欤？郝又称其师乃一僧，操术弥高，与人接一两言，即知其官禄。久住深山，立意不出，其事太神，则余不敢信矣。案相人之法，见于《左传》其书，《汉志》亦著录，唯太素脉、揣骨二家，前古未闻。太素脉至北宋始出，其授受渊源，皆支离附会，依托显然。余于《四库全书总目》已详论之。揣骨亦莫明所自起，考《太平广记》一百三十六引《三国典略》称，北齐神武与刘贵、贾智等射猎，遇盲妪，遍扪诸人，云并富贵。及扪神武，云皆由此人，似此术南北朝已有。又《定命录》称，天宝十四载，陈阳县瞽者马生，捏赵自勤头骨，知其官禄。《刘公嘉话录》称，贞元末有相骨山人，瞽双目，人求相，以手扪之，必知贵贱。《剧谈录》称，开成中有龙复本者，无目，善听声揣骨。是此术至唐乃盛行也。流传既古，当有所受，故一知半解，往往或中，较太素脉稍有据耳。“摸骨相”之术，据我所知，至今日依然传承未绝。下面再谈几位摸骨相士吧。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初刊稿(载《文史资料选辑》22期)上说，戴笠到摸骨相专家仇庆荣下榻的旅馆去摸骨，仇说他“似文非文，似武非武，而是文中带武、武里兼文的国家栋梁之才”。沈醉还在文中作了“魔术揭秘”：“仇的帮手们在他走进旅馆时早看出了他那十足的派头，……当轮到他的肘候，单从他谈话的神气，这个老闯江湖的术士，也就猜到一半，何况帮手们早已示意，所以在摸的吋候便极力恭维了他一番。”其实这事流传甚广，不仅只有沈醉一人知道。高镛先生就很清楚，但他并没说仇庆荣是凭广布耳目而能“奇中”的。令人觉得奇怪的是，仇瞎子能骗过“间谍王”及其手下的其他特务，却独独骗不过“独醒”的沈醉，而这“独醒”之人竟也不去向戴笠gaomi！后来《我所知道的戴笠》出了单行本，这段揭露戴笠迷信的文字却不见踪影了。想来在当时，即使“科普”了一番，仍有宣传迷信之嫌，所谓“防扩散材料”是也，所以干脆一删了事。难道是沈先生名醉而实不醉，能知时忌时宜吗？当然，这也可能是责任编辑怕担责任而为之，那就未免错怪、错赞沈醉先生了。仇庆荣很有钱，娶有四妻，眼虽瞎，还能以手摸牌为雀战。秉珍告诉我，仇到上海来，住东方饭店。一日，郭德洁来摸骨，仇一摸说：“风头很健，可惜是个小老婆！”据说缘此为李宗仁驱逐出沪，不知确否？据胡钟京馆老见告，郭原是李宗仁夫人的陪嫁丫头，李曾请胡教她英语和跳舞。李所最信任的文人有二，一为写《清代通史》的萧一山，一即钟京馆老。此事或人所未知，聊附笔及之。高镛先生是相信“摸骨相”的，他还讲起四川摸骨盲师刘石瑜(音)的一件奇验之事。1946年，海军上校刘乃沂微服去摸骨。刘石瑜对他说：“赶快回去，你这是骷髅头，就要死了，危险啊危险！”刘乃沂听了大为不快，过了一个多月，又换上戎装，带了勤务兵二人同去。刘石瑜一摸就说：“这头我摸过的，是个骷髅头，怎么还不回去！”卫兵说：“这是刘主任，不要瞎说！” 刘石瑜说：“来的是谁，我都不管，都是客人。再说一遍吧：危险啊危险！” 刘乃沂时任华北区海军专员办公处平津分处主任，在津负责接收敌产工作。大约第二次摸骨后只过了不到一周吧，就因中饱私囊事锒铛入狱。以贪污数量之巨，翌年初即被蒋介石下令枪决。又小友王晓报说，其父在的同事某人去摸骨，盲师说他在某一年，不死也要脱几层皮。结果正是在那一年，其人押运钞票由重庆至长沙，飞机一着陆就起火燃烧。命是保住了，但伤势严重，住院甚久，出院后看破红尘，出家做了和尚。最后谈一位是我亲身遇到的“摸骨”盲师。大约在我十五岁那年，我的衢州大姑母家亲戚正在聚会，听到屋外有瞎子敲铃的声音，就开门叫了进来。来的是一位女盲师，不是算命，而是“摸骨相”的。她摸了我的大姑母，就说：“你是填房。”说得一点不错。摸我的小姑母，说：“你一个老公三个人分，你一坐坐在中央心。”大家听了都不禁笑了起來。小姑母就是罗诚的母亲，小姑父罗家淦前妻去世，娶了小姑母后又娶了一妾。接下去又摸了几位亲戚，有的说是偏房，有的说夫妻名存实亡，都丝毫不差。1949年，我三十岁，在衢州师范代课，想起这件事，也想找这位女盲师一叩休咎。但盲师已老，不再穿街走巷了，百计打听才找到她家。盲师摸了我左手的手纹，再顺着手臂摸上去，一直摸到肩膀，再摸右手手纹，并不摸头。原来她摸的不是骨，而是手纹。如果是“亮子”，那就是看手相了。摸毕，她说：“你老子已经死了。”我说：“没有呀！”“你骗我。”“我来请教你的，骗你干什么？”她再摸了一下，说：“没死也在床上爬不起来了。”的确，家父那时正缠绵床榻，过了一年就去世了。再问前程，她说：“你别见气呢，你三十八岁要死的。”我说：“我只能活这点年纪呀？”“没办法的，摸出来就是这样，活得下去，是你修来的。”三十八岁那年正是1957年，我被罗织打成“右派”，从此又是批斗、又是开除公职、又是监督劳动的，一家八口全堕僇民之籍，饱受欺凌。虽不至于化为异物，也可谓九死一生了。我觉得这位盲师只是在时间和程度上有所偏差，祸福的端倪，还是有所窥见的。人的形体与命运之间有无关联，至今还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但形体与疾病之间的联系已逐步得到科学界的认可了。《东方早报》今年10月12日屠俊先生《身体部位的尺寸暗示健康》一文披露了当前国际上的一些发现：如大腿太细者易患心脏病；小耳朵人易患湿疹、肾病；睾丸小者比大者更顾孩子；腰细臀大的女性记忆力差；无名指长者易患前列腺癌，短者易患心肌梗死；食指较长者则易患抑郁症。如此等等，颇足引人兴味。研究者是通过大量的调查和统计得出这些结论的。我想，若有人将人的形体与其命运的关系用同样的科学方法作一全面深入的研究，不论其结论最终是肯定还是否定，都可以破国人千古之惑，因而是富于哲学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我期待着。
作者：刘衍文（1920-2021），浙江省龙游县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寄庐志疑”专栏刊发于《东方早报》副刊《上海书评》，“我在现实中碰到过好些不易解答的事，早就想在专业著述告一段落后志其所疑”，“如今我所陈述的，多数不能用现代知识解释，少数能解释，但未必得其正解，均有待于之后高明者解之”。相术的产生，当是前人观察周围人的一生祸福，将其遭遇之果，归之于形体之因。人的形体与命运之间有无关联，至今还是充满争议。若将人的形体与其命运的关系用科学方法作一全面深入研究，不论其结论最终是肯定还是否定，都可以破国人千古之惑。相术探源相术起源于春秋之际。清俞正燮《癸巳类稿》有《原相》三篇，考证甚详，但居然根据《大戴礼记》将相术的起源上推到尧舜时代，未免好古太甚，“尽信书不如无书”了。《荀子·非相》明言：“相人，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举，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称之。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姑布子卿是春秋时人，据《韩诗外传》说，就是曾给孔子看过相，说他“羸乎若丧家之狗”的那位。唐举是战国时人，秦相蔡泽微贱时曾找他相过面。荀子的话应该是可信的。《左传·文公元年》记周内史叔服给鲁国大夫公孙敖的两个儿子看相，说穀(文伯)能供养你，难(惠叔)会给你收尸，穀脸形方，在鲁国一定会有后代。叔服的预言后来果然应验。这应当是关于相术最早和最可靠的记载了。因姑布子卿和唐举名见经传，后世因此也称相术为“姑布子卿、唐举之术”。相术还有“人伦”和“风鉴”两个别称。“人伦”原指品评或选拔人才，《后汉书·郭太(本当作“泰”，范晔避其父讳改此)传》云：“林宗(郭泰字)虽善人伦，而不为危言覈论，故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也。” 李贤注云：“《礼记》曰：‘拟人必于其伦。’”意谓“人伦”两字出于其语。后来的好事者把郭泰品评人物的事例搜集起来，加以夸张附益，“多华辞不经，又类卜相之书”。比郭泰稍后，还有一位善于“人伦”的名士许劭，每月作人物品题，曾评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由于许郭二人的“人伦”，能把人的性格、才能说得准确无误，“人伦”二字便渐渐成为相术的代名词了。“风鉴”一词也是如此，本指风度和鉴别眼光而言，如晋代桓彝善于识拔人才，袁宏便称他“风鉴散朗，或搜或引”；慧远大师，《高僧传》也称他“性度弘博，风鉴朗拔，虽宿儒英达莫不服其深致”。于是这个词汇也被相士一借不还了。《宋史·艺文志》著录有陈抟写的相书《人伦风鉴》，索性将二词合二为一，为其书命名。医卜星相，在封建时代虽受人重视，奇怪的是，操其业者却遭轻视，所以喜欢改用好听的名称。如今“保洁”、“环卫”、“下岗”、“化妆间”、“待业青年”、“城市美容师”之类的词汇纷纭而出、取代旧词，其由亦毫无二致。在西欧，与相术相近的有颅相学(phrenology)，但起源甚晚，系由德国医生加尔(Franz Joseph Gall，1758-1828)所创，根据人的头盖骨来推定人的性格和智力，不过并不涉及人的命运，这与我国的相术有所不同。巴尔扎克即曾依据其说来处理他小说中人物外貌的描写。手相也可人工整形国人最关心的是天命，大而至于国家的命运，小而至于个人的前途，都在究心之列。天象、蓍龟、星命、堪舆、相法的发明都是在这方面作的努力。占卜起源最早，相法继起，在春秋战国之际十分流行。荀子思想独立不群，不肯人云亦云，对时人沉迷于相术十分反感，曾在《非相》一文中予以痛斥。但他似乎不大在行，举以反驳的都是貌美者心术不正、不得善终，貌丑者宅心仁厚、卓有建树之类的例子。其实，“龙章凤姿之士不见用，獐头鼠目之子纷为官”，“高帅”者未必富，“矮矬”者未必穷，都是现实中常见的现象，相术自有其评判的标准，从不以美丑来判断穷通与贤不肖的。要反对一种学说，竟不对它作深入的研究，就不分青红皂白，劈头盖脸地予以痛击，荀子虽是大儒，却也犯了如今学界中一些人的通病。现在流行的西洋手相学则相传起源于印度，流行于埃及、波斯，一度盛行于欧洲，后来成为吉卜赛人的谋生之技，这倒是专门用来预测命运的。但我国的手相学似不相依傍，另有源流。《韩非子·诡使》云：“今战胜攻取之士劳而赏不沾，而卜筮、视手理、狐蛊为顺辞于前者日赐。” “视手理”，即是看手相纹理以断人的吉凶祸福。可见先秦时这门术数已甚为流行，操其术者且为君主所宠幸，而其时似尚未与天竺有什么文化交流。我国的手相学特别讲究“奇文”，这就使一些热中富贵之人对自己的手纹作人工的“整形”。如新莽末年的公孙述，就在自己的手掌上刺上“公孙帝”三字，结果称帝十二年而为汉光武所灭；晋代的陶侃，善相者师圭对他说：“君左手中指有竖理，当为公；若彻于上，贵不可言。”陶侃听了，便即刻用针划开，弄得血溅墙壁。“贵不可言”，暗指做皇帝，陶侃虽有野心，后来并没有因此而如愿以偿。读国人所著相书，其中手相部分给人的印象就是杂凑，大不如印度、欧洲及日本所传有“条理”。这当然是就孤陋所见而言的。清朱应镐《楹联新话》说：“林芗谿昌彝云：相书可信者，惟《皇谕风鉴》，次则《太清神鉴》。《风鉴》系禁书，天下只两部。一存湖南，中载掌纹三千馀条，凿凿有据。”林昌彝，就是那位有名的《射鹰楼诗话》的作者。《皇谕风鉴》大概被禁得绝了版，公私藏书目中均不见踪影，我自无缘得读。记得以前曾见过一本日文的《阴符学》，系日本前法务官、“《易》学专攻文学士”前岛熊吉所译，翻阅了一下，与《阴符》无涉，实是专论掌纹和指纹的，自言原书从中国传出，但我国的流略书中也未见著录，不知是否与《皇谕风鉴》的手相部分有关。但此书篇幅虽多，却也绝无三千之数。亡友钱丈重六(原名必焘，1911-2011)，曾惠借我残本手纹图复印件，亦仅百图不到，不知谁氏所著。实践检验下来，竟均不足凭信。钱丈清华大学毕业，曾入黄埔军校为教官。1985年国共秘密会谈前曾起过牵线作用。他酷嗜术数，其子平之术系著名药用植物学家刘宝善先生(1896-1988)所授，刘曾为钱默存先生算过命。钱丈与钱氏夫妇交好，曾对我说默存先生自言信命。杨绛先生在《走到人生边上》中也说：“命运是不容否定的。”可见夫妇间的“心理攸同”。钱丈还告诉我默存先生的一些轶事，饶有趣味，他日有机缘再作披露吧。再写下去要变成《一千零一夜》故事里套故事的结构了，尽管有人说爱听我啰嗦，然而这样由着性子写下去不合文章义法，还是打住吧。张申府随身带的书偶见赵俪生先生所著的《篱槿堂自叙》，内有《一个既过过五关，又走过麦城的人——记我所知道的张申府先生》，特别引起我的兴趣。张先生是中国的创始人之一，还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 然而1957年竟被打成右派，与数百万中下层知识分子同堕劫尘。前几年《余绍宋日记》影印出版，阅后得知他也是先师的好友，于是更想了解张先生的沉浮之由了。读此文，方知赵君是申府先生在清华大学的学生。书中写赵在建国后听苏联专家讲学时，遇到申府先生：他随身带着一部木刻线装书，一套四本，我拿过来打开一看，竟是一部《麻衣相书》。呜呼，张先生竟研究起这种东西来了，怎不叫人吃惊！赵君据此大发感慨，此处从略。且说赵1987年春应邀访美，康涅狄格州威斯利大学舒瓦兹(Yara Schwarz)副教授约他去谈张申府事。赵君写道：与其说我能帮助她些什么，勿宁说，她倒告诉了我许多有关张的事。例如她说，张写“划江而治”一文的背景，是李宗仁。她又说，张曾亲口对她说，当年李大钊是北大图书馆长，张是馆长室秘书，馆长不在时可以代拆代行。有一次，毛先生缴来职应由他缮写的一份材料。可能缮写的工整程度不满李的意吧，李叫张转毛重缮一份。张回忆说，他非常客气地对毛说“请拿回去重作一道”，他看到对方的脸上露了不愉快的神色(后来，我偶然读到一本有关陈伯达的书，那里边说，当陈初到延安，初与毛先生相见时，当毛得知陈是从北平出来的，他即刻打听张申府的下落，足见毛先生一直将张惦记在心)。其实，申府先生未免多心了吧？建国后，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到批判俞平伯、胡适和胡风，对知识分子毫无例外都要进行思想改造。哲学家如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都一次一次地作自我检讨，冯友兰的每一次检查，都见诸报端，由于肯交待、肯自我否定，虽然还是被看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都逃脱了反右的“天罗地网”。哲学家平时“谈空说有”，高深莫测，但遇到威权，也不免“拄杖落手”，和俗人一样舍而“趋利避祸”的。申府先生却与之不同，一贯不顾利害，独持己见，1948年那年，竟在储安平的《观察》上写了一篇《呼吁和平》，结果被他参与创立的民盟开除盟籍，《人民日报》更斥之为“叛徒”。在东北解放区的其妻刘清扬也立即登报宣布离婚。建国后，在举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热潮中，申府先生却又大谈罗素，提倡“列宁、罗素与孔子，三流合一”，还拉上了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真是不识时务之至！反右时，张又出来支持章伯钧、罗隆基。这在躺着也中箭的“阳谋”运动中，怎么会不被打成右派呢？据说周恩来曾说过这样的话：“张申府的思想很杂，研究罗素思想着了迷。”这还是恕词吧？若按当时的调子，应当是：“捡起封资修的破烂，与毛泽东思想对着干，反动透顶。该把他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使他永世不得翻身！”此话如今听来杀气腾腾，却是当时开斗争会时不绝于耳的，并不始于“文革”。孙大雨教授告诉我，1957年7月7日，毛主席在中苏友好大厦(后改为上海展览馆)召开文教界人士座谈会，在座有位苏某，发言中提到他，就曾建议要如此惩办。据说罗稷南先生“要是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样”之问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麻衣神相》是伪书说远了，回到《麻衣神相》吧。申府先生将此书随身携带，想来不是随意翻翻，大概是想靠它指点迷津的。申府先生不知道，虽然谈相者言必称《麻衣》，而其书却是一本十足的伪书。其书号称是麻衣道者传与陈抟的，但《宋史·艺文志》上却并无著录。《明史·艺文志》上有鲍栗之《麻衣相法》七卷，据程敏政《篁墩文集·麻衣相法序》说是其友鲍栗之“以麻衣之书散出无统，集而刋之，凡他说之有渉于相人者，又取附之”，可见成书实在明代。今本有倪岳序，倪也是明朝人。至于其他相书，也没有多少可取之处。上文提到林昌彝说可信的两本，那本《皇谕风鉴》，湖南相士赵元臣自言曾得其书，“挟其术游粤东，所言前后运多奇验”。其书未得见，赵元臣其人亦不见他书记录，不敢妄论。至于另一本《太清神鉴》，则幸曾寓目，其书据说是五代王朴所著，但与一般的相书无甚差异，不知是否也属冒牌货。清代以前的相书，大多被《古今图书集成》收录，道光年间出了一部《神相全编》，细核其书，实从《集成》抄出。这部相书不过是资料的汇集而已，其中大部分内容显系后人伪托。如该书卷首题“宋希夷陈抟秘传、明柳庄袁忠彻订正”，而检其篇目，有署名鬼谷子的《相辨微芒》《相妇人歌》等篇，署名许负的《相德器》《相口》《相齿》《相舌》《听声》等篇，均语言鄙俚，哪有一丝一毫先秦两汉人的口吻？该书还有《柳庄杂论》一篇，全抄《太清神鉴》中的《杂说》而易其题，《女人九善相》《女人九恶相》则连题带文均攘自前书。袁忠彻人品虽有欠缺，但尚不至于像如今学界中某些人那样无法无天吧。全书随意滥收，毫无征验，只能无聊时消磨时日而已。然而，申府先生曾预言钱默存先生与张岱年先生“并为国宝”，倒是说准了一半的(鄙见岱年先生于“国宝”尚未达一间)，但这应当属于和郭泰、许劭相近的 “人伦月旦”之评，与相术毫不相干的，然而也不过是偶尔言中罢了。从他的一生来看，看错的人和事多矣，谈不上有什么“知人之鉴”的。但在这点上我们也不能苛责申府先生，毕竟，“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庄子·列御寇》)，谁都不能自诩洞察一切，要不，怎么自古至今会有那么多贪鄙无耻之人得到重用呢？须知贪官也是要求下属清廉的，除非下属帮着他贪污。《冰鉴》不是曾国藩所著有一本名为《冰鉴》之书，如今甚为热销，题为曾国藩所著，大陆港台都有出版，其实是“托足权门”之举。绿园主人夏铁肩所著《冰鉴七篇之研究》，其序云：“余家藏《冰鉴》七篇，系道光二年(1822)先曾祖宜春公手钞，亦不著撰述人名。”近人袁树珊《中西相人探源》一书也说家藏两种《冰鉴》，都不著撰人姓名。一种末有“道光己丑岁(九年，1829)仲春南海曾大经纶阁氏书”十六字。按曾国藩道光二年只有十二岁，道光己丑也只有十九岁，涉世尚浅，阅人不多，哪里写得出这本书来呢？夏铁肩又说：又尝见一钞本，跋中有谓：“是书甚得湘乡曾文正公推重，视为切要之书。”云云。惟另一钞本，卷末有古虞谢宗蕴女史跋云：“吾父精相人之术，自庐江解组归，道出江宁，时湘乡曾文正公秉节两江，耳吾父名，坚留幕中。论当世人物，辄与文正意相合。文正告人曰：‘某，今世之许负也。’其推重之者如此。临行，谓吾父曰：‘《冰鉴》一书，实相术之圭臬也，不可不读。’乃求之，终未获。”于此可知是书亦非文正著作。盖文正道光中始赐同进士，是书道光中即有钞本矣。或谓是书曾经文正品题，故易为后人附会，实则著者必另有其人也。袁树珊又从书中文字看出破绽，指出明末清初范騋著有相书《水镜集》四卷，其中即有今本《冰鉴》中的文字，卷三且有“吕祖曰：脱谷为糠，其髓斯存，神之谓也；山骞不崩，石为之镇，骨之谓也”之语，正是《冰鉴》开头的几句，却删去了“吕祖曰”三字。袁氏因此断言“其非湘乡遗著，无可疑义”。袁氏算命虽算不准，写的几本有关命相源流的书还是不错的，据说他有捉刀人在，难怪这段考证颇有见地。把相术与曾国藩联系起来，是因为曾氏颇以善相自命。薛福成《庸盦笔记》云：“世俗颇传曾文正精相术，于文武员弁来谒者，必审视其福量之厚薄，以定用舍及所任之大小。”其实，曾氏只是凭经验用人罢了，称其亿则屡中则可，云其善相，则欺人之谈也。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一二有《曾侯甘心受欺》一条，记萧山某人，曾氏奇其雄辩，令督造炮船，未几，挟千金遁去。如果曾氏果真善相，怎么连一个骗子都识不破呢？既然提到范騋的《水镜集》，不妨顺便再谈一下其人其书。王士禛《池北偶谈·日者》云：又有范騋者，字文园，善相人。谓武进周清原、吴江徐釚，皆当不由科甲入翰林，己未，皆授检讨。其言良验。范騋，海宁人，骧字文白之弟也。据说，他不但会看人的相，还会看神像的相。王晫《今世说·术解》云：海昌范文园工相术，邑中有隙地，或塑太岁，范以为威仪具足，应享巍峨，未几遂成巨刹。又指禾中千佛阁，肖形惨戚，当厄于火，已而果灾。范名騋，文白弟也，浙江海宁人。事亲孝，与兄弟友恭，于朋友信，而又好推分施与，拯济人之艰危。曾梦神人付以右髻，自称右髻道人，遂精相术，语多奇中。入京师，一日骤名动公卿。有这么多的达官贵人、名流学者为之宣扬，也难怪他生前声名藉甚，而身后著述流传了。其实，其书也仅仅是裒集众说而已。惟卷三《右髻变相论》《右髻道人阴骘文秘论》、《阴骘文注解》《阴骘卧相图》等篇为其本人所作，而细察其内容，竟采及荒唐悠谬之言：说蔡襄给吕僧珍看相如何如何，蔡是宋朝人，吕是梁朝人，闹了关公战秦琼的笑话；卷四又全录伪书《柳庄相法》中的《永乐百问》。此均范騋不学之过也。至于范氏能知周、徐二人“不由科甲入翰林”的秘奥，书中竟无一处披露，恐怕其事也是传闻夸诞之辞吧。值得一提的是有大儒黄宗羲为其书作序，对范之人品推崇备至，对他相术的灵验与否却一字不提，偏引了荀子《非相》篇“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形不胜心，心不胜术。术正而心从之，则形相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之语，分明是在否定相术了。然而范騋却依然把此文置于书首，当是因为黄氏在文中笔锋一转，说：“以文园之孝义，其见君子也，如以石投水；其见小人也，如以水投石，又何患其术之不精也。”既称许了范騋的品德，又把他排除在江湖术士之外，凭这一点就足以使著者欣然接受了。而且文中只讲辨君子小人，不讲测寿夭穷通，既应付了朋友的人情，又不致作违心的吹捧。梨洲先生可真会写文章！近来民间流行的一本《公笃相法》，系民初四川资中人陈公笃所著。坊间宣传，号称“集相术之大成、划时代之巨著”。我闻名百计借得，卷前居然有国学大师廖季平的大名，竟屈尊伍于校对诸人之列。但刚一开卷，真觉忍笑为难。卷首《相法有益引证》中竟说：“吹箫乞食之伍员，唐举荐之也；草庐隐居之孙武，唐举师之也。”战国时人竟能和春秋时人互动，没想到唐举不仅精通相法，还有穿越时间隧道的能耐！陈之不学与范騋可称半斤八两。不过读下去就不胜钦佩之至了，公笃大师虽乏文史知识，却具科学头脑，如今高校执行的量化考核之法，他早就用上了，将传统相术发展到了“定量分析”的程度，真是先知先觉呀！他提出一个“测量活法”，将形格、精神、气色、声音定为“相法四大柱”，四项满分各二十五分，且各设权重，总分满分为一百分。得九十至一百分者，仙佛之格；获八十至八十九分者，圣贤中人；得七十至七十九分者，帝主之尊，霸王之位；获六十至六十九分者，拜将封侯，功名盖世；得五十至五十九分者，大富大贵，年登大耋；获四十至四十九分者，尚书、提督；得三十至三十九分者，知府、都司；获二十至二十就分者，县令、把总；得十至十九分者，衣食无忧，富则不贵，贵则不富；获零分者，寻常百姓，有业可就，有人可依。分数还有负的呢：负十分者，劳碌一生，得禄即亡，遇财便病。老朽读毕，回顾一生，触刑犯律，颠沛流离，由果推因，以命合相，按大师的标准，只能得零下几分了！启人疑窦的是，其书述及男女下体的形状与命运的关系，比其他相书添出多多，不知他是如何调查出来的。依我国当时的条件，医疗机构不可能做这样的“科学实验”，除非他出钱把这“科研项目”发包给稳婆或澡堂伙计！作者自序说他的本事系一位异人所授，这和《麻衣》《柳庄》《铁关刀》的作者自述师承时如出一辙。既是异人，自具“特异功能”，遥视透视，无所不能，窥及隐私，何足为奇呢！质疑者只能哑口无言，听大师高谈阔论了。相理质疑算命、看相虽是术数，倒也用上了逻辑。子平之术根据人的生辰八字，运用五行生克原理来加以推算，用的是演绎法；相术则用的是归纳法。我猜想，相术的产生，当是前人观察周围人的一生祸福，将其遭遇之果，归之于形体之因，然后验之于他人，以为验则取，以为不验则不取，最后积累汇总其验者而成。但即使形体与命运之间确有相应关系，若不能穷举，归纳出的结论就未必正确。如《史记》《汉书》皆载善相者许负相周亚夫“从理入口”(指鼻翼旁两条纹路与口相连，又称“螣蛇纹入口”)，“此饿死法也”。周亚夫后来果然入狱，愤而“不食五日，呕血而死”。许负如此判断，想来在周之前已有不少如此相貌之人饿死的实例，遂定之为通则了。后世伪托的《麻衣先生石室神异赋》便归纳成：“法令入口，邓通饿死野人家；螣蛇锁唇，梁武饿死在台城上。”其实，这两句话是大有问题的。汉文帝的宠臣邓通，“善相者”虽也说他“当贫，饿死”，但《史》《汉》都未说他“法令入口”。敦煌残卷中有许负《相书》，但没有这一说，只说“口不合，饿死”。只有梁元帝的《金楼子·杂记下》说邓通“从理入口”，应该是想当然的吧，但总算有来历了。至于梁武帝，虽说也的确饿死台城，而从未有载籍说他面有此纹的。而且，“螣蛇入口，法当饿死”这一判断早就被证伪了，《南史·庾杲之传》就记了一个反例：“水军都督禇萝，面甚尖危，有从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终。”不过，欲圆其说，何患无辞，如范騋《神相水镜集》的《阴骘文注解》就修正为：“纹理黑短入口者为‘螣蛇’，主饿死。纹理自长至地阁者为‘寿带纹’，上忽生两角为 ‘龙入大海’，反为大贵。”说得像煞有介事的，却没有举出一个具体的实例来。再说“重瞳”吧。自《史记》说虞舜有此异相后，历代都看成是帝王或大富大贵之相。清代平步青《霞外攈屑》有《瑞文端公重瞳》一则，历数前代“重瞳”之相云：《史记·项羽本纪·赞》：舜目盖重瞳子，项羽亦重瞳子。《刘子》：颜回重瞳。《吴越春秋》：越王勾践蜂目重瞳。《汉书·王莽传》：重瞳子。《北史》：隋鱼俱罗相表异人，目有重瞳。《凉州记》：吕光目重瞳子。《梁书》：沈约左目重瞳子。南唐后主亦重瞳子。同时如梁康王友孜，生而目重瞳子，私窃自负，以反伏诛。北汉刘崇，美鬚髯，重瞳子，皆见《五代史》。《明史》：明玉珍身长八尺馀，目重瞳子。其实贤愚邪正，不系乎此。予所见惟蒙古文端公(瑞常)左目重瞳子。公早贵，致位宰辅，寿臻古稀，七典顺天乡试，极国朝文臣未有之荣遇，洵异人也。平氏从许多例证中理会到“贤愚邪正，不系乎此”，我们还可以“煞风景”地指出，“重瞳”只是瞳孔的一种畸形而已，与人的命运毫无关系。柴萼《梵天庐丛录》中有《余江天子》一条，载米姓丐妇次子“手长过膝，目有重瞳”，后竟因谋反而被诛。曾有友人告我，其兄亦是重瞳，聪慧好学，高中毕业后，在江西南昌全省会考中获得第一名，家人及乡里皆以为荣，没想到还未等到高考，就突发急病死了。史书常记载贵人出生时都有祥瑞，其中有一种是“异香满室”。如《宋史·太祖纪》载赵匡胤“唐天成二年，生于洛阳夹马营，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太宗记》也载赵光义生时，“是夜赤光上腾如火，闾巷闻有异香”。这两位“兄终弟及”的皇帝真可谓“难兄难弟”了。《辽史·太祖纪》也记耶律阿保机，“及生，室有神光异香”。这些“奇迹”十之八九出于事后的编造，但孩子出生时散发香气的现象倒也的确是有的，然而长大后也未必有多大出息。内子幼时住龙游溪口，邻居将屋子租给一个下级军官的妻子。她生第二胎时，香气四溢，四邻皆闻。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父母极为兴奋，逢人便说。结果呢，孩子长大后，只当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店员。正因为同样的长相未必有同样的命运，“按图索骥”未必找得到千里驹，相反还可能招来驽马，因此，相术的根基是很容易动摇的。陈继儒《见闻录》云：袁忠彻二壻，一为盗，死狱中；一覆舟，死于水，二女皆寡于家。忠彻毎为谈相，则妻必叱云：“莫讹言，且相壻之目何在？”曰：“吾能人相，不能天相也。”面对妻子的责问，袁忠彻只能如此自我解嘲。其父袁珙以相术驰名天下后世，曾相燕王朱棣当为太平天子，坚定了其起兵夺位的野心，这就是袁忠彻由“相二代”成为“官二代”，并为明成祖信任的雄厚资本。不能说袁家的相术一代不如一代，袁珙相明成祖之奇验，我看是揣摩形势所作的游说之辞，恰与蒯通借相术来劝韩信造反的情况相似。据袁珙自言，“尝游海外洛伽山，遇异僧别古崖，授以相人术，先仰视皎日，目尽眩，布赤黑豆暗室中，辨之，又悬五色缕窗外，映月别其色，皆无讹，然后相人。”(《明史》本传)。裸眼看太阳，岂不要看成瞎子吗？明是欺人之谈。一处露假，难免使人怀疑其无处不假。其实，人的相貌、气质和言谈举止，有许多是后天形成的，与人的地位和生活环境大有关系。《孟子·尽心上》云：孟子自范之齐，望见齐王之子，喟然叹曰：“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夫非尽人之子与？王子宫室车马衣服，多与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广居者乎？鲁君之宋，呼于垤泽之门，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声之似我君也？’此无他，居相似也。”地位和生活环境的优越使王子的风度与举止异于常人，而同等的地位和生活环境使不同国家的国君具有相近的风度和举止。但相书却故意倒果为因，将地位和环境养成的人的体态、气质说成是体态、气质给人带来了相应的地位和生活环境。例如，相书上说有福气的人是“背有三甲”、“腹有三壬”的，这不是营养过剩所致吗？现今的小胖墩太多，若以相法论之，岂非个个都是有福之人了？殊不知此乃病也，非福也。又如《诗·鲁颂·閟宫》“黄发台背”，笺云：“皆寿征也。”台亦作鲐，《尔雅·释诂》云：“黄发、齯齿、鲐背、耈、老，寿也。”郭注：“鲐背，背皮如鲐鱼。”疏引舍人曰：“老人气衰，皮肤消瘠，背若鲐鱼。”又《诗·豳风·七月》：“为此春酒，以介眉寿。”毛传曰：“眉寿，豪眉也。”疏云：“年老者必有豪毛秀出者，故知眉谓豪眉也。”相书遂以头发白而转黄，背色如鲐，眉毛变长为寿征。其实这些都是衰老的表现，为年轻力壮之人之所无。不过，有些相书的作者也看出了这一点，在论眉毫时有“二十长，三十死；三十长，四十死；四十长，寿星郎”的修正。他们知道青少年眉毫变长，是未老先衰的信号。